200位企業家黯然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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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2-02 10:15

200多位落馬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法人2012年2月刊


法人2012年2月刊

       200位企業家黯然離場

  面對200多位落馬企業家,沒有人不渴望一個法治市場瞬間降臨。然而,法治市場從來就不是答案,它是過程,它的結局由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最廣泛的消費者共同書寫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很少有人能想到,中國商界一系列最悲情的兔年故事竟然以吳英的死刑判決作為句點。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一案進行二審宣判,裁定駁回被告人吳英的上訴,維持對吳英的死刑判決。

  這一牽動數萬人目光的司法判決,讓此前三天《法人》雜志發布的《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得更加沉重——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里,有200多位企業高管和公司領導人幡然落馬,吳英只是其中最令人心碎的代表。以一年一度“報告”的形式同這些黯然離場的企業家們道別是容易的,但他們的遭遇給所在企業和社會形成的影響不會在一夕之間消除。

  同身陷囹圄的吳英再也不能回到她苦心打造的本色集團一樣,這些落馬企業家也因為與法律的齟齬不得不離開曾經給他們帶來財富和名聲的崗位。在《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重點關注的199例案件中,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高達88例,初步查明或者已經判決的貪腐案例中,人均貪腐金額達3000多萬元,而且相比2009年、2010年的報告數據呈現出逐年攀升的趨勢。這組令人觸目驚心的貪腐數字再次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傳統優勢——大型壟斷國有企業的運營機制在維持增長的競爭中正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致命要害。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里,國有壟斷企業大都具有不受國家、社會控制和監督的“自行分配”機制。盡管其中的很多家企業早已躋身全球市值最高的巨無霸行列,而它們的盈利和繁榮似乎與大多數中國百姓的收入毫不相干。它們一定意義上固然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穩定與國家產業戰略的方向,但相伴而生的一個令人不快的副產品就是同時創造了強大的利益群體——那些國企高管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好處不惜阻撓改革,甚至踐踏法律,而從來不會顧及這會讓市場和社會為此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這一點永遠都不會改變。試圖依靠內部條例和道德自律來約束國企高管手中的權力,在過去沒有奏效,今后也不會奏效。要使這些人的決策權以某種負責任的方式得到行使,就必須建立一種透明的國企運作機制和公眾監管制度,讓國企的全民所有性質實至名歸。

  顯而易見,在落馬的企業家中,無論是國企高管,還是私營公司的領導人,追求短期利益幾乎是他們共同信奉的金科玉律。在一個市場機制遠未成熟的經濟體內,由于政府控制著龐大的資源,一個與政界絕緣的私營公司想要快速獲得高額利潤是不能想象的。土地、貸款、電力乃至各種政府背景的浩大項目,無一不在政府官員的掌控之中,于是或明或暗的各種官商勾結開始漸漸呈現,許多落馬企業家往往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頭銜也正是政商糾結的一個折射。這種權力尋租過程中的巨大利益誘惑一方面讓少數官員深陷泥潭難以自拔,另一方面把很多渴望一夜暴富的民企老板推向歧途。

  民營企業家與政府應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兩位著名浙商的經驗之談或許具有某些正面價值,一位是魯冠球,一位是馬云。被稱為商界“常青樹”的魯冠球坦率地承認,他從來不會與政府爭奪利益,政府做的他堅決不做;而馬云的秘訣在于:與政府走得很近,但不會與特定的官員走得很近。馬云和魯冠球已然成為中國商界的標桿人物,他們的經歷無異于告訴那些急功近利的商業同行,幾乎不必訴諸權錢交易也能獲得持久的成功。

  出于貪欲和自私惡念而犯下罪行的商人,當然不在我們的重點關注之列。但是,對法律界限不清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的企業家落馬現象足以引起人們的深刻反思。譬如諸多涉稅罪名,就極易模糊人們的視線——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復雜的稅制系統,即使是頂級專業的稅務專家,要讓他說清楚其條條框框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一些本來就存在避稅沖動的企業管理人員誤入歧途就多少有些必然。長期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亦使那些企圖從政策的空當中謀求不恰當利益的商業活動變得十分危險。

  面對數量眾多的落馬企業家,沒有人不渴望一個法治市場瞬間降臨。然而,法治市場從來就不是答案,它是過程,它的結局由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最廣泛的消費者共同書寫。

       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報告撰稿人 王榮利:

  1988年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系,同年起從事律師工作。現為《法人》雜志特約研究員、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研究專家。曾分別于中國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海南廣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德賽集團、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勁嘉彩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業擔任綜合事務部副經理、法律事務部總經理、總裁助理、專職法律顧問等職務;有《揭開律師神秘的面紗——教你如何聘請合適的律師》、《總裁的十大陷阱——律師給中國企業家的10個提示》、《找個好律師:你必須了解的43個問題》、《律師寫給總裁的忠告》、《總裁的陷阱——律師給中國企業家的18個提示》、《20年來中國懲治腐敗犯罪情況及反思》等著作。

  2011年,企業家涉嫌犯罪問題是由以下事件作為終結的:曾經的億萬富豪、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終于被加拿大警方押送遣返中國,結束了逃亡加拿大12年漫長的、生活處處受限制的訴訟歲月,又將面臨著國內的司法審判。同時,浙江溫州民營企業民間借貸出現了危機,企業主們又頻頻“跑路”或者“跳樓”。至10月底至少已經有80名老板因無力償還高息貸款而跑路躲債,至少兩名中小企業老板自殺。

  2011年,東航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因涉嫌貪污受賄被韓方拘留。而外逃至澳大利亞8年的原廣東省南海市置業公司經理李繼祥,因洗錢等罪被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高級法院判決入獄26年,其轉移至澳大利亞的4000萬元財產,已有近3000余萬元收繳至國內。

  為了持續追蹤和研究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筆者跟蹤收集了2011年度媒體關注并報道的220例涉嫌刑事犯罪或者與刑事犯罪有關的企業家(包括部分企業主要經營管理人員或者利用企業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企業負責人在內,以下統稱企業家)的相關資料,并對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涉嫌犯罪的狀況予以總結和歸納,繼2009年度和2010年度后,第三度作出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件報告。

  1 國企管理人員貪腐金額平均突破千萬 較往年顯著增加

  2011年本人關注的企業家案件共220例,除18例案例屬于被舉報、失蹤、自焚或者遇害等以外,其余202例均為企業家犯罪案件。這其中除了3例被通緝在逃之外,其余199例分別處于紀委“雙規”、公安機關拘留、逮捕、檢察機關起訴或者法院一審、二審中,部分案例已經結案,犯罪分子已交付監獄執行,或者已執行死刑。

  該220例案例,完全來自2011年度媒體的報道,除個別案例使用化名或者未指出真名外,絕大多數為真名報道,基本上反映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件的情況。

  在199例案件中,至少有79例是2人以上共同犯罪,約占總案例數的39.7%,共涉及犯罪嫌疑人1266位,平均每案16.03人。這些案例都只收錄首犯1位代表該案,其余人員不再收錄。

  在199例案件中,國企企業管理人員(下稱《國企企業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民營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管理人員在內,下同)犯罪的或者涉嫌犯罪的111例。

  初步查明年齡的49位國企企業家于2011年總年齡2577歲,平均年齡52.59歲,其中年齡最大的為健力寶創始人李經緯今年72歲,最小的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紅利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經理許春茂,2011年37歲。

  在76例基本確定犯罪罪名的國企企業家中,至少觸犯122個罪名,每例平均1.61個罪名。其中受賄罪 45例;貪污罪 24例;挪用公款罪 11例;行賄罪 7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5例;職務侵占罪 5例;挪用資金罪 3例;私分國有資產罪 2例;內幕交易罪 3例;重大責任事故罪 2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 2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隱瞞境外存款罪、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泄露內幕信息罪、妨害作證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各1例。

  在59例初步查明或者判決確認的存在貪污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內幕交易罪、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等貪腐案例中,這些罪名下的貪腐總額達19.9468億多元,每案平均貪腐高達3380.82萬多元。這里面僅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案就達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其他案例總額達12.0468億多元,每案平均貪腐高達2077萬余元。其中,已形成判決的42例案件,每案平均3384.27萬元,去掉馮永明一案,每案平均也達1539.98萬元。

  在13例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中,共挪用11億多元,平均每例案件挪用8473.46萬元;在7例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共計行賄1753萬元,每例平均行賄250.428萬余元;在3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泄露內幕信息罪中,共非法獲利12209萬元。

  在查明已經做出一審或二審判決的56案例中,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有14人,判決無期徒刑的有6人,判決有期徒刑15年以上的(包括15年)有7人,判決有期徒刑10以上(包括10年)不足15年的有13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包括5年)不滿10年的11人,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5人。

  在88例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中,至少有20位企業家獲得過黨和國家給予的很高的政治地位或榮譽。其中包括曾任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省優秀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馮永明;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重慶廣電集團原總裁李曉楓;廣東健力寶集團的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沈長富;原河北省港口集團原董事長,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黃建華等;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曾任省人大代表的四川移動黨組書記、董事長、總經理李華皖能電力(000543)監事會主席、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張長順;任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的甘肅窯街煤電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李人志;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委員的中國石油(601857)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黑龍江銷售分公司原總經理王賢瀘;曾獲全國勞模、“五一”勞動獎獲得者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黨組成員、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侯行知;重慶交通投資有限公司原總經理李洪霞……

  2 民營企業家各類詐騙案和“涉黑”案格外突出

  在199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民營企業家占111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資產或者涉案金額超過億元的富豪級企業家或者民營老板。

  在確定年齡的66位民營企業家中,2011年年齡總和3014歲,平均年齡為45.67歲。其中年齡最大的64歲,為香港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前主席及中國環保電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前董事陳達志;年齡最小的24歲,為京城知名夜總會“天上人間”歌舞廳營業部副總經理孫立霞。

  在初步確定或者判決已確定犯罪罪名的109例案例中,其中“涉黑”案件占17例至少115個(次)罪名,其他案件92例約128個(次)罪名,合計至少243個(次)罪名,人均約2.23個罪名。在92例案件中,其中各類詐騙罪共41例:合同詐騙罪11例、集資詐騙罪13例、貸款詐騙罪5例、信用證詐騙罪1例、詐騙罪11例;違反經營管理類22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10例、非法經營罪4例、虛報注冊資本罪3例、抽逃出資罪3例、虛假出資罪1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1例;各類行賄罪共18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2例、單位行賄罪7例、行賄罪9例;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共15例;故意殺人罪5例、故意傷害罪5例、非法拘禁罪1例、尋釁滋事罪2例、敲詐勒索罪1例、非法持有槍支罪1例;侵犯公民財產權利的共11例:組織傳銷罪1例、走私罪1例、侵犯著作權罪1例、職務侵占罪6例、挪用資金罪2例;妨礙司法等活動的共7例:偷越國(邊)境罪2例、窩藏罪1例、包庇罪1例、脫逃罪1例、非法處置查封的財產罪1例、惡意欠薪罪1例;有關婦女類的犯罪5例:強奸罪2例、組織賣淫罪1例、介紹賣淫罪1例、重婚罪1例;有關證券市場的犯罪4例:操縱證券市場罪2例、內幕交易罪1例、欺詐發行股票罪1例;涉及腐敗類犯罪4例:貪污罪1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1例、受賄罪1例、洗錢罪1例;其他兩例:重大責任事故罪1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例。

  在已經做出一審或二審判決的56例案件中,“涉黑”的共11例,共觸犯78個(次)罪名,平均每案7.09個罪名,涉案人員243人,平均每案22.09人。涉及各類詐騙罪案件15例,詐騙金額總計88.578億元,平均每案5.9052億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2例,共吸收3.4746億元;平均每案1.7373億元;各類行賄罪7例,共行賄5948萬元,平均每案849.71萬元。

  在已經判決的56例案件中,除去執行死刑的2案外,判處死刑有5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有4人,判處無期徒刑的有11人,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以上(包括15年)的有9人,判處10年以上不滿15年的有7人;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上(包括5年)不滿10年的6人;判決有期徒刑不滿5年的12案。

  2011年執行死刑的企業家,兩位都是民營企業家。一位是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常委、哈爾濱市人大代表的黑龍江信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襄,2011年9月1日因故意殺人罪被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執行死刑,將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51周歲上;另一位是在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曾經在自己開設美容院、茶樓、賓館等場所組織、強迫他人賣淫形成“黑社會”的“黑老大”王紫綺,2011年12月7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王紫綺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被執行死刑,執行時年僅26周歲。

  111位涉案的民營企業家中,至少25人曾獲得極高的政治地位,或者曾獲得過各種各樣的榮譽稱號,或者有著這樣那樣的“頭銜”。其中至少有15人獲得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如原全國人大代表、韶關市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思宜;原全國人大代表、廣東華美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克強;湖南省十一屆人大代、湖南眾一集團董事長李湘銘;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廣東創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梁創齊;鞍山市人大代表、鞍山金和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袁誠家;茂名市第十屆人大代表、后來被稱為茂名“黑老大”的李振剛;上海市第十一屆政協委員、史泰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金衛國;山西省政協委員丁書苗;東莞市政協常委、ST方源前董事長麥校勛……還有獲得“中國地產十大企業家”的北京豪宅項目棕櫚泉開發商曾偉;獲得“中國地產十大經紀公司”、“中國地產經紀金牌企業”的中大恒基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劉益良;獲得“安徽省百強民營企業”、“中國優秀企業”稱號的安徽亳州興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吳尚澧;獲得“十大誠信企業家新聞人物”的河南華夏銀企經濟信息有限公司、香港華夏國際銀企經濟集團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薪薪;獲得“優秀民營企業家”、“東莞市十八杰出青年”稱號的廣州市真功夫餐飲連鎖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蔡達標;獲得“2010年度中國扶貧杰出人物獎”、“中國十大公益成就獎”的云南鴻如茶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興華……

  3 2011年企業家犯罪現象呈現七大特點

  一是團伙犯罪極為突出。在199例案件中,至少有79例是2人以上共同犯罪,約占總案例數的39%,共涉及犯罪嫌疑人1266位,平均每案16余人。這其中尚不包括許多人與其他案件有牽連,只不過單獨做“另案處理”了的。

  二是“涉黑”案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各類詐騙案件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10年度統計“涉黑”案件23例,2011年度有17例;2010度各類詐騙案只有19例,2011年度卻達41例。另外,涉及證券市場的案例明顯增加,有關案例達4例。

  三是非常知名的企業家落馬比較少。近十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企業家落馬,如胡志標、楊斌孫大午袁寶璟顧雛軍唐萬新趙新先、王效金、田文華黃光裕、周小弟、張家嶺、宋山木……而2011年雖然也有名聲非常顯赫的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涉嫌主犯賴昌星、廣東健力寶集團的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張春江、光明集團前董事長馮永明等在列,但是2011年落馬的著名企業家卻少見。

  四是國企企業家腐敗金額大幅度增加,判決死緩的數量在增加,而判決死刑立即執行的卻沒有。去年國企企業家被判死緩的有7人,今年有14人。

  五是已經判決的案件絕大多數是過去兩三年內發案的大要案,2011年發案的很少作出判決。在199例案件中,大約只有41例是在2011年度發案的,其余都是在2010年年底以前發案的。在已經作出一審或者二審判決的110例案件中,大約只有10例是2011年發案并作出判決的,如河南“瘦肉精”案。

  六是有數位企業家在公安部開展的“清網行動”中落馬。如2011年10月27日,沈陽警方抓獲一名身家過億的逃犯。此人詐騙沈陽一國企千萬元巨款后失蹤,逼得國企老總自殺。逃亡期間,把全家三口的身份全部“漂白”,又東山再起竟暴富成億萬富翁;福建一位開了十幾家美容美發店、一家美容美發培訓學校和一家車行,深圳還擁有三四家美發店,身家近億的富豪王某權,16年是一位殺人在逃犯,曾經被推薦為政協委員,他怕曝光太多,被人認出來,被拒絕了。20011年12月,王某權在上海浦東機場被抓獲;211年12月11日凌晨,正和家人在海南三亞某度假別墅中酣睡的張某,被追蹤千里而至的南京江寧民警逮個正著。他現在叫李建高,在北京擁有一家市值數千萬的公司,其實此人的真實身份是14年前騙取貸款250萬的詐騙嫌犯,因為兒子在網上炫富而露出了破綻。

  七是打擊犯罪的國際化協作加強。首先是追逃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取得了重大成果,外逃加拿大12年的賴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國;還有外逃到加拿大的曾漢林已被遣返回國;在重慶“打黑”中涉案的王婉寧被從菲律賓引渡回國;其次,外逃貪官雖未被引渡回國卻可以在外國受到法律追究,如外逃到澳大利亞的原南海市置業公司(國有企業)經理李繼祥被澳大利亞以洗錢罪和利用犯罪收益罪判決入獄26年;第三,外逃犯罪嫌疑人回來后被依法審判,如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何志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被抓獲,被以貸款詐騙罪等判處無期徒刑;最后,在外國涉嫌犯罪的亦難逃法網,如東方航空(600115)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在韓國涉嫌貪污、受賄被韓國方面拘留。

  企業家屢遭舉報、通緝、失蹤、自焚、遇害、綁架等事件

  2011年,在上述199例企業家犯罪案件外,有21位企業家亦受到媒體的關注:

  1. 有3位企業家被通緝。一位是內地知名地產商曾偉,2010年10月7日因涉嫌行賄和洗錢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2010年12月,曾偉以家庭原因申請離開香港返回內地,法官批準他以80萬港元保釋外出;2011年7月4日,曾偉涉嫌行賄一案,移至高于裁判法院的區域法院審訊,但曾偉未出席。香港區域法院遂發出通緝令;另一位是西安市福德森公司董事長黃云英,因在經營過程中發現黃云英有侵占公司資產的不法行為,經西安市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立案偵查,2011年4月開始通緝;再一位是西安商貿旅游學院院長、曾任西安東亞飯店和解放飯店總經理的王勇,2011年10月底有媒體在西安商貿旅游學院家屬院門口看到了這張通緝令。

  2. 被舉報涉嫌犯罪的有3人。一是重慶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翁振杰,2011年1月被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重慶同創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張明渝實名舉報;二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廣西“夢之島”連鎖店董事長劉禮寧,10月份被廣西“夢之島”連鎖店總經理鐘群舉報;三是三聯集團董事長張繼升,三聯商社(600898)2011年12月13日公告稱,公司擬對三聯集團違背與公司簽訂的《房產抵債協議》、以房屋所有人身份提起訴訟、繼續侵占上市公司巨額資金的行為,向公安機關舉報,請求司法機關追究三聯集團、時任董事長張繼升、時任監事會主席韓炳海等相關責任人涉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刑事責任。

  3. 自焚者2人。一是包頭惠龍公司董事長金利斌,2011年4月13日自焚在汽車里,隨后包頭惠龍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隨之浮出水面,2011年7月,包頭惠龍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共有11名包括企業高管在內涉案人員被警方刑拘或逮捕,2011年12月開庭審理;二是東莞冠順皮具廠老板廖發球,2011年12月14日被人發現自焚在辦公室內。

  4. 遇害者3人。一是東莞身家過億的女老板,2010年9月26日晚開奧迪名車出門被盯上,持槍歹徒伺機上車將其控制,并令其一路開到廣州。盡管被劫持者一路配合傾盡全身財物,更主動告知有300多萬元存款的銀行卡密碼,仍在最后被兇殘悍匪用皮帶勒死。2011年5月該案開庭時才揭開內幕;二是寶雞房地產商章某。43歲的章某,在新疆烏魯木齊做房地產生意,因為長期和妻子分居兩地,與洗腳城的女服務員朱某有固定性伴侶關系,章某包養了朱某。2011年6月2日,兩個男人遇到了一起,發生扭打。段某拿起屋中的水果刀狠刺章某,又用棍子猛打,章某喪命。三是廣東省人大代表、高州市云潭鎮源興木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龍利源,2011年12月23日下午在陽春市八甲鎮八甲火鍋城與人吃火鍋時出現中毒癥狀,經送當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疑被投毒致死,警方尚在破案中。

  5. 失蹤3人。一是浙江“唐鷹服飾”胡緒兒欠銀行貸款超過1億元,民間借貸約2000萬元,2011年8月底失蹤;二是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福林,2011年9月稱由于企業投資太大,涉及面太廣,資金鏈已斷掉,破產了,于是便“失蹤”了;三是安徽中奧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丁國財,2011年12月失蹤。

  6. 其他7人。包括南京某房地產公司董事長遭遇艷門照;江蘇省無錫某福建從事珠寶生意的商人的兒子傳賭博輸光家產舉家失蹤;江蘇泰興一家機械加工設備企業負責人的兒子遭遇綁架;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網傳家中遭劫,劫匪搶劫5000萬元而其妻報案稱300萬,白培中遭免職;而2010年傳說遭通緝的山西首富、山西金業煤焦集團董事長張新明,2011年初又說報道不實;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總裁張海,多次減刑后2011年初悄然出獄;曾有“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之稱的原湖北天發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龔家龍,原被法院以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七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2011年8月30日,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原被告人龔家龍無罪。

  2011年,企業家的遭遇五花八門。這么多的前車之鑒,能否成為后事之師呢?

  2011年度十大企業家落馬案件

  據不完全統計,本人2011年收集的企業家犯罪案件199例中,大約有41名企業家是2011年度落馬的。可能有的地方發生大案要案尚未公開報道,筆者僅根據自己個人收錄的媒體報道的公開案例,評出2011年度十大落馬國企企業家和2011年度十大落馬民營企業家。

  2011年十大落馬國企企業家有下列:

  1. 黃建華,男,55歲(2011年年齡,下同),河北省港口集團董事長、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1年1月28日立案偵查,2月12日被捕,8月18日、19日開庭審理,11月3日依法判決,法院認定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2023萬元、美元11萬元,以受賄罪判處黃建華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 侯行知,男,61歲,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曾獲重慶市“國企貢獻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狀”。2011年12月13日開庭,12月19日一審判決。法院認定,1996年至2011年4月,侯行知在擔任原四川省重慶市經濟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公司董事長期間,單獨或者伙同其子侯彧索取及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625萬余元,故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3. 黃舒生,男,東航股份公司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2011年4月底,有記者東航方面證實,東航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因涉嫌貪污受賄被韓方拘留,并稱具體情況韓國有關當局正在調查中。有媒體報道稱,黃舒生涉嫌以將韓國某公司選為中國貨運運輸方為交換,從該公司收取46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783萬元)。2007年到2011年年初,黃舒生共受賄60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630萬元)。檢方還掌握到,黃舒生貪污公款44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62萬元)。

  4. 李長軒,男,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總經理。中儲糧內部人士向媒體透露。2011年12月9日上午,李長軒被中紀委“雙規”。據稱,李長軒本次被中紀委“雙規”與近兩年中儲糧河南分公司下屬糧庫頻繁發生的貪污腐敗案件有關。

  5. 張長順,男,皖能電力監事會主席、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安徽省十一屆人大代表。2011年1月5日,安徽省紀委決定對張長順采取“雙規”措施;3月25日,張長順提出辭去省十一屆人大代表職務;4月27日,合肥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決定接受張長順辭職的請求,報省人大常委會備案、公告;5月4日向公司監事會遞交書面辭呈,辭去公司監事會監事、監事會主席職務;5月5日,皖能電力發布《關于公司監事會主席辭職的公告》。

  6. 杜厚智,男,54歲,哈大鐵路客運專線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杜厚智于2011年6月底被免職,接受有關方面的調查。免職原因,可能與哈大線基建工程和物資招投標方面的經濟問題有關。

  7. 陳金明,男,47歲,江蘇省南通產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2011年2月,中共南通市紀委對陳金明予以立案調查;4月1日,南通市人民檢察院對陳金明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經中共南通市委批準,南通市紀委對陳金明做出先期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

  8. 葉秀楠,男,54歲,浙江省瑞安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2011年3月,瑞安市紀委有關領導向媒體證實,由于經濟問題,葉秀楠已于上個月被“雙規”。案件涉及金額等具體細節還在調查。

  9. 戴偉中,男,48歲,碩士研究生學歷,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2011年6月,根據群眾舉報,上海市紀委對戴偉中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調查后,移送司法機關依法查處;11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戴偉中受賄案,檢方指控戴偉中受賄818萬余元。

  10. 白培中,男,48歲,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2011年12月中旬,媒體刊登了國企老總家中遭小區保安洗劫損失5000萬,其妻卻報案謊稱被搶300萬,太原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長,向辦案民警下達封口令,要求絕對保密。12月22日,中共山西省委決定,免去白培中的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目前紀檢機關正在對白培中家中財產被劫案所涉及的白培中廉潔從業情況進行調查。

  2011年十大落馬民營企業家有下列:

  1. 張克強,男,51歲,廣東華美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2010年胡潤百富榜以55億元財富名列國內第227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2006年當選廣州市第十一屆政協常委,2006年被評為“廣東民辦教育十大風云人物”,2002年當選“中國民辦教育十杰人物”。2011年1月13日,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會議決定罷免張克強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并報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2011年12月30日,張克強等8人涉嫌詐騙一案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法院暫未宣判。

  2.丁書苗(后更名丁羽心),女,56歲,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月上旬,這位山西晉城女企業家被調查的消息在山西和北京傳開,主要涉及鐵路方面投資,其關系網極其復雜,相關調查仍在進一步深入,并牽動鐵路主管部門的敏感神經。

  3. 何學葵,女,42歲,云南綠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媒體稱為“云南女首富”。2011年3月17日,經當地檢察機關批準,公安機關執行逮捕,同時,何學葵申請辭去公司董事、董事長職務。2011年9月6日,何學葵涉嫌欺詐發行股票一案在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12月3日,*ST大地(002200)發布重大訴訟進展公告稱,公司收到昆明市官渡區法院一審刑事判決書,何學葵因犯欺詐發行股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4. 蔡達標,男,40歲,廣州市真功夫餐飲連鎖有限公司董事長,曾獲“優秀民營企業家”、“東莞市十八杰出青年”。2011年3月17日廣州市公安機關開展偵查,蔡達標一直潛逃,4月22日被抓捕歸案;4月22日執行逮捕。

  5. 金衛國,男,史泰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第十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2011年6月27日上海市政協常委會議決定,撤銷金衛國第十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的資格。據通報,金衛國作為上海軍利航空服務有限公司的實際經營人,先后騙取多家企業的巨額錢款,涉嫌構成騙取貸款罪、合同詐騙罪、詐騙罪,已被檢察機關依法逮捕。

  6. 梁創齊,男,廣東創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化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茂名“十大優秀人大代表”。2011年5月3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批準公安機關對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梁創齊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根據公安部通報,廣東創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梁創齊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特別巨大,已經觸犯刑法。

  7. 蘇葉女,女,40歲,名下有鄂爾多斯(600295)市俏姿國際美容有限公司、俏姿美容院、東勝區俏姿男士養生館、鄂爾多斯市萬海物流有限公司、東勝區順鑫億高老九火鍋城、東勝區順鑫億祥葉農家樂餐廳等。2011年9月20日蘇葉女向公安機關自首。蘇葉女涉嫌非法集資,初步統計,該案直接損失為4億多元(本金),加上利滾利再借貸的部分合計10多億元。

  8. 潘鍇紅,男,43歲,南京市黃埔露靈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南京市慈善總會副會長,2010年度“中國優秀民營企業家”,2011年1月11日,公司被南京市慈善總會評為“先進單位”。2011年1月18日被刑事拘留,2月份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逮捕。

  9. 幸殿輝,男,49歲,湖北省利川市福欣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2011年8月3日槍擊26歲同居女友;8月4日到公安局投案;8月17日,經利川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利川市公安局對涉嫌故意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幸殿輝依法執行了逮捕。

  10. 劉襄,男,生產“瘦肉精”的商戶。3月15日,媒體報道了河南省某家食品企業把含有瘦肉精的豬肉加工成肉制品流入消費市場,隨后劉襄等人被抓獲。2011年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本案,并判決劉襄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8月10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主犯劉襄等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2011年度十大企業家犯罪案件

  2011年,至少有110例企業家犯罪案件有了結果,這其中包括56例國企企業家和54例民營企業家案例。個別案件其實發生很久,如馮永明、李經緯案,但是在2011年才有了結果,所以包括在2011年十大企業家案仲之列。

  十大企業犯罪案件的選擇,根據企業家的影響、犯罪罪名、涉案金額、量刑情況,并適當地兼顧不同地方、不同行業和不同犯罪的情況,綜合得出。

  在56例判決的國企企業家案例中,2011年十大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如下:

  1. 馮永明,男,58歲,光明集團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前董事長,伊春市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工商聯合會副會長,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優秀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曾以5億元的身家位列胡潤中國富豪榜第351位。2008年9月被刑拘;2008年11月1日被正式批準逮捕;2010年10月19日開庭;2011年1月14日黑龍江省伊春市中級法院一審作出判決,認定馮永明、馮開明、馮志明三兄弟貪污、侵占財產、挪用資金罪罪名成立,馮永明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全部財產。

  2. 李經緯,男,72歲,廣東健力寶集團的前董事長兼總經理,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2002年,李經緯因腦溢血突發住院;2002年10月13日,李經緯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并被監視居住;2009年9月3日,李經緯、楊仕明、黎慶元、阮鉅源涉嫌貪污一案開庭審理,李經緯因病缺席審判;2011年8月佛山中院決定對其恢復審理;2011年8月月29日,佛山中院在廣州珠江醫院審理該案;2011年11月3日,佛山中院一審以貪污罪判處15年徒刑,并沒收個人財產15萬元。

  3. 張春江,男,53歲,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2010年9月10日被逮捕;2011年7月12日開庭審理,7月22日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張春江受賄746萬余元,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4. 沈長富,男,60歲,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重慶市第二屆政協常委,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2010年10月,沈長富被帶走調查;2011年10月10日開庭審理,11月11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沈長富受賄3616萬元,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5. 李曉楓,男,59歲,重慶市廣播電視集團原(總臺)黨委副書記、總裁(總臺長),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2010年10月10日被帶走調查;2010年1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終止李曉楓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11年9月16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李曉楓受賄4909萬元、挪用公款300萬元,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6. 吳建文,男,42歲,上海醫藥(601607)(集團)有限公司原總裁,浦東新區人大代表。2010年8月傳出正在接受調查,擔任的職務已經被免除,包括其浦東新區人大代表資格;2011年11月8日法院一審判決,吳建文受賄1187萬元,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挪用公款3355萬元,判處無期徒刑,貪污500萬元,判處有期徒刑15年,隱瞞境外存款110萬港幣,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7. 肖時慶,男,47歲,銀河證券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總裁。2009年被捕;2011年4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肖時慶受賄約1546萬元,內幕交易獲利約1億元,構成受賄罪和內幕交易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8. 王觀超,男,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總經理。2008年5月開始被調查;2010年11月9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王觀超貪污2629萬元、挪用公款400萬元,數罪并罰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2011年7月15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9. 李華,男,52歲,四川移動黨組書記、董事長、總經理,四川省十一屆人大代表。2010年9月27日,四川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決定許可李華采取強制措施;2011年8月,四川攀枝花市中級法院對李華受賄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李華受賄1647萬多元,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10. 董躍進,男,53歲,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兼進出口貿易部總經理。2010年7月28日,董躍進被控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211年1月作出一審判決:董躍進挪用公款5.8億、受賄91萬元,數罪并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在54例判決的民營企業家案例中,2011年十大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如下:

  1. 吳尚澧,男,40歲,安徽亳州興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在企業曾獲得“安徽省百強民營企業”、“中國優秀企業”稱號,本人曾獲“全國優秀企業家”等稱號。興邦公司非法集資案涉及27個省市4萬多人,涉案金額高達37億多元,并造成24億多元集資款無法返還。2008年12月案發;2011年4月2日安徽省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39名被告人分別被判刑,其中興邦公司法人代表吳尚澧被判處死刑,另有3人被判處死緩,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011年9月13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對首犯吳尚澧判處死刑的一審判決。

  2. 朱思宜,男,54歲,韶關市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人大代表、韶關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常委、廣東省工商聯副會長、廣東省勞動模范等。2008年10月28日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11年9月,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朱思宜及宜達公司行賄一案做出一審宣判:被告單位宜達公司向閻蜀南、曾德新、黃旭明、葉樹養行賄共人民幣1693萬元,其行為已構成單位行賄罪,被告人朱思宜作為被告單位的法定代表人、總經理,決定并代表公司行賄,又安排同案人楊仲生(在逃)代表公司行賄,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依法懲處。被告人朱思宜又分別向葉樹養、楊成勇行賄,兩項共計220萬元,又構成行賄罪,判決被告人朱思宜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0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50萬元;2011年12月份,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3. 包崇華,男,52歲,云南金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2009年9月經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2011年5月26日,昆明市西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包崇華等45名“高級管理人員”分別因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4項罪名,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2011年11月8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核準以集資詐騙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包崇華、陳文躍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原審刑事判決。

  4. 彭治民,男,48歲,重慶市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重慶希爾頓酒店股東、主要負責人,重慶市人大代表。2010年6月18日,重慶警方決定對彭治民等人實施抓捕;2011年1月24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2011年5月4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彭治民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濫伐林木罪,高利轉貸罪,行賄罪,數罪并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2011年11月22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彭治民等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

  5. 何志軍,男,49歲,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曾是由100余家關聯企業組成的“之俊系”的“實際掌門人”。2006年7月偷越國境,潛逃境外;2010年1月在吉隆坡被馬來西亞警方抓獲;2011年3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2011年5月27日一審判決,法院認定何志軍先后騙取多家銀行貸款共計8.398億元(已扣除交存銀行的承兌匯票保證金),扣除歸還及通過民事訴訟收回部分,造成多家銀行貸款損失共計6.9億余元,判決何志軍犯貸款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抽逃出資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萬元;犯偷越國(邊)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6. 李湘銘,男,37歲,湖南眾一集團董事長,湖南省十一屆人大代表,所在企業曾獲“湘潭市青年文明號”、“湖南省誠信單位”、“湖南省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先進單位”等稱號。2010年5月29日,經湖南省人大常委會許可,李湘銘被拘留;2010年7月3日被逮捕;2011年5月29日開庭審理;2011年7月8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以被告人李湘銘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奸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非法運輸槍支罪,虛報注冊資本罪,抽逃出資罪,買賣、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裝部隊專用標志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騙取貸款罪,一審判決其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并處罰金152萬元。

  7. 楊慶榮,男,39歲,云南君信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寧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2010年7月31日昆明市公安局經濟偵查支隊立案偵查;2010年8月2日被抓獲;2010年10月份被執行逮捕;2011年3月23日開庭審理;2011年10月12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合同詐騙罪、虛假出資罪判處楊慶榮、蘇涌無期徒刑,另外8名被告被判16年至1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還有2人免予刑事處罰。

  8. 王能,男,49歲,重慶渝西半島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重慶市朝天門市場聯托運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重慶市人大代表。2009年7月重慶“打黑除惡”行動開始后,王能轉移資金上億元并出逃;2010年2月3日,重慶市人大常委會許可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2010年6月,潛逃異地的王能被警方抓捕歸案;2011年5月24日開庭審理;2011年9月13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對王能等11人涉黑案進行一審宣判,王能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迫交易罪、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萬元。

  9. 李振剛,男,47歲,擁有茂名市海信化工有限公司、廣州市奧業投資有限公司、茂名市海誠塑膠化工廠有限公司等公司,茂名市第十屆人大代表。2009年12月被刑事拘留;2010年1月被逮捕;2011年5月16日開庭審理;2011年12月9日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李振剛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經營罪、行賄罪等7宗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億零30萬元。

  10. 蘇越,男,55歲,無錫太湖傳媒文化投資有限公司總裁等。2010年3月被北京警方刑拘;2011年6月21日開庭審理;2011年11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蘇越因合同詐騙5700萬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1年,企業家涉嫌犯罪問題是由以下事件作為終結的:曾經的億萬富豪、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終于被加拿大警方押送遣返中國,結束了逃亡加拿大12年漫長的、生活處處受限制的訴訟歲月,又將面臨著國內的司法審判。同時,浙江溫州民營企業民間借貸出現了危機,企業主們又頻頻“跑路”或者“跳樓”。至10月底至少已經有80名老板因無力償還高息貸款而跑路躲債,至少兩名中小企業老板自殺。

  2011年,東航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因涉嫌貪污受賄被韓方拘留。而外逃至澳大利亞8年的原廣東省南海市置業公司經理李繼祥,因洗錢等罪被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高級法院判決入獄26年,其轉移至澳大利亞的4000萬元財產,已有近3000余萬元收繳至國內。

  為了持續追蹤和研究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筆者跟蹤收集了2011年度媒體關注并報道的220例涉嫌刑事犯罪或者與刑事犯罪有關的企業家(包括部分企業主要經營管理人員或者利用企業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企業負責人在內,以下統稱企業家)的相關資料,并對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涉嫌犯罪的狀況予以總結和歸納,繼2009年度和2010年度后,第三度作出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件報告。

  國企管理人員貪腐金額平均突破千萬 較往年顯著增加

  2011年本人關注的企業家案件共220例,除18例案例屬于被舉報、失蹤、自焚或者遇害等以外,其余202例均為企業家犯罪案件。這其中除了3例被通緝在逃之外,其余199例分別處于紀委“雙規”、公安機關拘留、逮捕、檢察機關起訴或者法院一審、二審中,部分案例已經結案,犯罪分子已交付監獄執行,或者已執行死刑。

  該220例案例,完全來自2011年度媒體的報道,除個別案例使用化名或者未指出真名外,絕大多數為真名報道,基本上反映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案件的情況。

  在199例案件中,至少有79例是2人以上共同犯罪,約占總案例數的39.7%,共涉及犯罪嫌疑人1266位,平均每案16.03人。這些案例都只收錄首犯1位代表該案,其余人員不再收錄。

  在199例案件中,國企企業管理人員(下稱《國企企業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民營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管理人員在內,下同)犯罪的或者涉嫌犯罪的111例。

  初步查明年齡的49位國企企業家于2011年總年齡2577歲,平均年齡52.59歲,其中年齡最大的為健力寶創始人李經緯今年72歲,最小的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紅利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經理許春茂,2011年37歲。

  在76例基本確定犯罪罪名的國企企業家中,至少觸犯122個罪名,每例平均1.61個罪名。其中受賄罪 45例;貪污罪 24例;挪用公款罪 11例;行賄罪 7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5例;職務侵占罪 5例;挪用資金罪 3例;私分國有資產罪 2例;內幕交易罪 3例;重大責任事故罪 2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 2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隱瞞境外存款罪、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泄露內幕信息罪、妨害作證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等各1例。

  在59例初步查明或者判決確認的存在貪污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內幕交易罪、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等貪腐案例中,這些罪名下的貪腐總額達19.9468億多元,每案平均貪腐高達3380.82萬多元。這里面僅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案就達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其他案例總額達12.0468億多元,每案平均貪腐高達2077萬余元。其中,已形成判決的42例案件,每案平均3384.27萬元,去掉馮永明一案,每案平均也達1539.98萬元。

  在13例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中,共挪用11億多元,平均每例案件挪用8473.46萬元;在7例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共計行賄1753萬元,每例平均行賄250.428萬余元;在3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泄露內幕信息罪中,共非法獲利12209萬元。

  在查明已經做出一審或二審判決的56案例中,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有14人,判決無期徒刑的有6人,判決有期徒刑15年以上的(包括15年)有7人,判決有期徒刑10以上(包括10年)不足15年的有13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包括5年)不滿10年的11人,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5人。

  在88例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中,至少有20位企業家獲得過黨和國家給予的很高的政治地位或榮譽。其中包括曾任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省優秀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馮永明;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重慶廣電集團原總裁李曉楓;廣東健力寶集團的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沈長富;原河北省港口集團原董事長,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黃建華等;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曾任省人大代表的四川移動黨組書記、董事長、總經理李華;皖能電力監事會主席、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張長順;任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的甘肅窯街煤電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李人志;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委員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黑龍江銷售分公司原總經理王賢瀘;曾獲全國勞模、“五一”勞動獎獲得者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黨組成員、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侯行知;重慶交通投資有限公司原總經理李洪霞……

  民營企業家各類詐騙案和“涉黑”案格外突出

  在199例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民營企業家占111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資產或者涉案金額超過億元的富豪級企業家或者民營老板。

  在確定年齡的66位民營企業家中,2011年年齡總和3014歲,平均年齡為45.67歲。其中年齡最大的64歲,為香港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前主席及中國環保電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前董事陳達志;年齡最小的24歲,為京城知名夜總會“天上人間”歌舞廳營業部副總經理孫立霞。

  在初步確定或者判決已確定犯罪罪名的109例案例中,其中“涉黑”案件占17例至少115個(次)罪名,其他案件92例約128個(次)罪名,合計至少243個(次)罪名,人均約2.23個罪名。在92例案件中,其中各類詐騙罪共41例:合同詐騙罪11例、集資詐騙罪13例、貸款詐騙罪5例、信用證詐騙罪1例、詐騙罪11例;違反經營管理類22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10例、非法經營罪4例、虛報注冊資本罪3例、抽逃出資罪3例、虛假出資罪1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1例;各類行賄罪共18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2例、單位行賄罪7例、行賄罪9例;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共15例;故意殺人罪5例、故意傷害罪5例、非法拘禁罪1例、尋釁滋事罪2例、敲詐勒索罪1例、非法持有槍支罪1例;侵犯公民財產權利的共11例:組織傳銷罪1例、走私罪1例、侵犯著作權罪1例、職務侵占罪6例、挪用資金罪2例;妨礙司法等活動的共7例:偷越國(邊)境罪2例、窩藏罪1例、包庇罪1例、脫逃罪1例、非法處置查封的財產罪1例、惡意欠薪罪1例;有關婦女類的犯罪5例:強奸罪2例、組織賣淫罪1例、介紹賣淫罪1例、重婚罪1例;有關證券市場的犯罪4例:操縱證券市場罪2例、內幕交易罪1例、欺詐發行股票罪1例;涉及腐敗類犯罪4例:貪污罪1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1例、受賄罪1例、洗錢罪1例;其他兩例:重大責任事故罪1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例。

  在已經做出一審或二審判決的56例案件中,“涉黑”的共11例,共觸犯78個(次)罪名,平均每案7.09個罪名,涉案人員243人,平均每案22.09人。涉及各類詐騙罪案件15例,詐騙金額總計88.578億元,平均每案5.9052億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2例,共吸收3.4746億元;平均每案1.7373億元;各類行賄罪7例,共行賄5948萬元,平均每案849.71萬元。

  在已經判決的56例案件中,除去執行死刑的2案外,判處死刑有5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有4人,判處無期徒刑的有11人,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以上(包括15年)的有9人,判處10年以上不滿15年的有7人;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上(包括5年)不滿10年的6人;判決有期徒刑不滿5年的12案。

  2011年執行死刑的企業家,兩位都是民營企業家。一位是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常委、哈爾濱市人大代表的黑龍江信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襄,2011年9月1日因故意殺人罪被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執行死刑,將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51周歲上;另一位是在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曾經在自己開設美容院、茶樓、賓館等場所組織、強迫他人賣淫形成“黑社會”的“黑老大”王紫綺,2011年12月7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王紫綺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被執行死刑,執行時年僅26周歲。

  111位涉案的民營企業家中,至少25人曾獲得極高的政治地位,或者曾獲得過各種各樣的榮譽稱號,或者有著這樣那樣的“頭銜”。其中至少有15人獲得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如原全國人大代表、韶關市宜達燃料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思宜;原全國人大代表、廣東華美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克強;湖南省十一屆人大代、湖南眾一集團董事長李湘銘;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廣東創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梁創齊;鞍山市人大代表、鞍山金和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袁誠家;茂名市第十屆人大代表、后來被稱為茂名“黑老大”的李振剛;上海市第十一屆政協委員、史泰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金衛國;山西省政協委員丁書苗;東莞市政協常委、ST方源前董事長麥校勛……還有獲得“中國地產十大企業家”的北京豪宅項目棕櫚泉開發商曾偉;獲得“中國地產十大經紀公司”、“中國地產經紀金牌企業”的中大恒基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劉益良;獲得“安徽省百強民營企業”、“中國優秀企業”稱號的安徽亳州興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吳尚澧;獲得“十大誠信企業家新聞人物”的河南華夏銀企經濟信息有限公司、香港華夏國際銀企經濟集團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薪薪;獲得“優秀民營企業家”、“東莞市十八杰出青年”稱號的廣州市真功夫餐飲連鎖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蔡達標;獲得“2010年度中國扶貧杰出人物獎”、“中國十大公益成就獎”的云南鴻如茶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興華……

  2011年企業家犯罪現象呈現七大特點

  一是團伙犯罪極為突出。在199例案件中,至少有79例是2人以上共同犯罪,約占總案例數的39%,共涉及犯罪嫌疑人1266位,平均每案16余人。這其中尚不包括許多人與其他案件有牽連,只不過單獨做“另案處理”了的。

  二是“涉黑”案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各類詐騙案件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10年度統計“涉黑”案件23例,2011年度有17例;2010度各類詐騙案只有19例,2011年度卻達41例。另外,涉及證券市場的案例明顯增加,有關案例達4例。

  三是非常知名的企業家落馬比較少。近十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企業家落馬,如胡志標、楊斌、孫大午、袁寶璟、顧雛軍、唐萬新、趙新先、王效金、田文華、黃光裕、周小弟、張家嶺、宋山木……而2011年雖然也有名聲非常顯赫的廈門遠華集團特大走私案涉嫌主犯賴昌星、廣東健力寶集團的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張春江、光明集團前董事長馮永明等在列,但是2011年落馬的著名企業家卻少見。

  四是國企企業家腐敗金額大幅度增加,判決死緩的數量在增加,而判決死刑立即執行的卻沒有。去年國企企業家被判死緩的有7人,今年有14人。

  五是已經判決的案件絕大多數是過去兩三年內發案的大要案,2011年發案的很少作出判決。在199例案件中,大約只有41例是在2011年度發案的,其余都是在2010年年底以前發案的。在已經作出一審或者二審判決的110例案件中,大約只有10例是2011年發案并作出判決的,如河南“瘦肉精”案。

  六是有數位企業家在公安部開展的“清網行動”中落馬。如2011年10月27日,沈陽警方抓獲一名身家過億的逃犯。此人詐騙沈陽一國企千萬元巨款后失蹤,逼得國企老總自殺。逃亡期間,把全家三口的身份全部“漂白”,又東山再起竟暴富成億萬富翁;福建一位開了十幾家美容美發店、一家美容美發培訓學校和一家車行,深圳還擁有三四家美發店,身家近億的富豪王某權,16年是一位殺人在逃犯,曾經被推薦為政協委員,他怕曝光太多,被人認出來,被拒絕了。20011年12月,王某權在上海浦東機場被抓獲;211年12月11日凌晨,正和家人在海南三亞某度假別墅中酣睡的張某,被追蹤千里而至的南京江寧民警逮個正著。他現在叫李建高,在北京擁有一家市值數千萬的公司,其實此人的真實身份是14年前騙取貸款250萬的詐騙嫌犯,因為兒子在網上炫富而露出了破綻。

  七是打擊犯罪的國際化協作加強。首先是追逃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取得了重大成果,外逃加拿大12年的賴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國;還有外逃到加拿大的曾漢林已被遣返回國;在重慶“打黑”中涉案的王婉寧被從菲律賓引渡回國;其次,外逃貪官雖未被引渡回國卻可以在外國受到法律追究,如外逃到澳大利亞的原南海市置業公司(國有企業)經理李繼祥被澳大利亞以洗錢罪和利用犯罪收益罪判決入獄26年;第三,外逃犯罪嫌疑人回來后被依法審判,如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何志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被抓獲,被以貸款詐騙罪等判處無期徒刑;最后,在外國涉嫌犯罪的亦難逃法網,如東方航空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在韓國涉嫌貪污、受賄被韓國方面拘留。

  企業家屢遭舉報、通緝、失蹤、自焚、遇害、綁架等事件

  2011年,在上述199例企業家犯罪案件外,有21位企業家亦受到媒體的關注:

  1. 有3位企業家被通緝。一位是內地知名地產商曾偉,2010年10月7日因涉嫌行賄和洗錢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2010年12月,曾偉以家庭原因申請離開香港返回內地,法官批準他以80萬港元保釋外出;2011年7月4日,曾偉涉嫌行賄一案,移至高于裁判法院的區域法院審訊,但曾偉未出席。香港區域法院遂發出通緝令;另一位是西安市福德森公司董事長黃云英,因在經營過程中發現黃云英有侵占公司資產的不法行為,經西安市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立案偵查,2011年4月開始通緝;再一位是西安商貿旅游學院院長、曾任西安東亞飯店和解放飯店總經理的王勇,2011年10月底有媒體在西安商貿旅游學院家屬院門口看到了這張通緝令。

  2. 被舉報涉嫌犯罪的有3人。一是重慶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翁振杰,2011年1月被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重慶同創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張明渝實名舉報;二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廣西“夢之島”連鎖店董事長劉禮寧,10月份被廣西“夢之島”連鎖店總經理鐘群舉報;三是三聯集團董事長張繼升,三聯商社2011年12月13日公告稱,公司擬對三聯集團違背與公司簽訂的《房產抵債協議》、以房屋所有人身份提起訴訟、繼續侵占上市公司巨額資金的行為,向公安機關舉報,請求司法機關追究三聯集團、時任董事長張繼升、時任監事會主席韓炳海等相關責任人涉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刑事責任。

  3. 自焚者2人。一是包頭惠龍公司董事長金利斌,2011年4月13日自焚在汽車里,隨后包頭惠龍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隨之浮出水面,2011年7月,包頭惠龍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共有11名包括企業高管在內涉案人員被警方刑拘或逮捕,2011年12月開庭審理;二是東莞冠順皮具廠老板廖發球,2011年12月14日被人發現自焚在辦公室內。

  4. 遇害者3人。一是東莞身家過億的女老板,2010年9月26日晚開奧迪名車出門被盯上,持槍歹徒伺機上車將其控制,并令其一路開到廣州。盡管被劫持者一路配合傾盡全身財物,更主動告知有300多萬元存款的銀行卡密碼,仍在最后被兇殘悍匪用皮帶勒死。2011年5月該案開庭時才揭開內幕;二是寶雞房地產商章某。43歲的章某,在新疆烏魯木齊做房地產生意,因為長期和妻子分居兩地,與洗腳城的女服務員朱某有固定性伴侶關系,章某包養了朱某。2011年6月2日,兩個男人遇到了一起,發生扭打。段某拿起屋中的水果刀狠刺章某,又用棍子猛打,章某喪命。三是廣東省人大代表、高州市云潭鎮源興木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龍利源,2011年12月23日下午在陽春市八甲鎮八甲火鍋城與人吃火鍋時出現中毒癥狀,經送當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疑被投毒致死,警方尚在破案中。

  5. 失蹤3人。一是浙江“唐鷹服飾”胡緒兒欠銀行貸款超過1億元,民間借貸約2000萬元,2011年8月底失蹤;二是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福林,2011年9月稱由于企業投資太大,涉及面太廣,資金鏈已斷掉,破產了,于是便“失蹤”了;三是安徽中奧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丁國財,2011年12月失蹤。

  6. 其他7人。包括南京某房地產公司董事長遭遇艷門照;江蘇省無錫某福建從事珠寶生意的商人的兒子傳賭博輸光家產舉家失蹤;江蘇泰興一家機械加工設備企業負責人的兒子遭遇綁架;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網傳家中遭劫,劫匪搶劫5000萬元而其妻報案稱300萬,白培中遭免職;而2010年傳說遭通緝的山西首富、山西金業煤焦集團董事長張新明,2011年初又說報道不實;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總裁張海,多次減刑后2011年初悄然出獄;曾有“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之稱的原湖北天發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龔家龍,原被法院以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七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2011年8月30日,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原被告人龔家龍無罪。

  2011年,企業家的遭遇五花八門。這么多的前車之鑒,能否成為后事之師呢?

  京都律師事務所:

  企業家涉嫌犯罪案件的六個方面

  文 朱勇輝

  作為法律服務的專業團隊,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下稱“京都所”)一直關注企業家犯罪現象。在京都所承接的刑事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企業家涉嫌犯罪的案件,其中有許多案件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比如至今尚未結案的本色集團吳英集資詐騙案,去年國美電器黃光裕內幕交易案、以及前年的愛建集團顏立燕合同詐騙案,更早的三九集團趙新先濫用職權案,等等,可以說不勝枚舉。為此,京都所專門設立了“企業法律風險防控部”,把企業家的刑事風險防范作為研究的重點。

  我對京都所2000年以來十二年間承接的經濟犯罪案件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雖然這些數據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不一定有多大說服力,但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企業家犯罪的一些現象,供大家參考:

  統計顯示,2000年以來,京都所承辦的企業家涉嫌犯罪案件,集中在以下六大方面:

  一)職務類犯罪:占38%(未統計國企貪污、挪用公款罪比例),集中在以下四個罪名:

  職務侵占罪,約占總數的19%

  挪用資金罪,約占總數的7%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約占總數的3%

  行賄罪,約占總數的9%

  (二)資金類犯罪:占30%,集中在以下八個罪名:

  合同詐騙罪,約占總數的18%

  貸款詐騙罪,約占總數的3%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約占總數的3%

  票據詐騙罪,約占總數的2%

  集資詐騙罪,約占總數的2%

  信用證詐騙罪,約占總數的1%

  非法集資罪,約占總數的0.6%

  騙取貸款罪,約占總數的0.3%

  (三)經營類犯罪:占22%,集中在以下七個罪名:

  非法經營罪,約占總數的7%

  走私類犯罪,約占總數的7%

  強迫交易罪,約占總數的3%

  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約占總數的3%

  內幕交易罪,約占總數的1%

  擅自發行股票罪,約占總數的0.3%

  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約占總數的0.3%

  (四)涉稅類犯罪:占5.2%,集中在以下五個罪名:

  逃稅罪(包括原偷稅罪),約占總數的3%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約占總數的1%

  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約占總數的0.6%

  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約占總數的0.3%

  騙取出口退稅罪,約占總數的0.3%

  (五)注冊資金類犯罪:占2.4%,集中在以下三個罪名:

  虛報注冊資本罪,約占總數的1%

  抽挑出資罪,約占總數的0.8%

  虛假出資罪,約占總數的0.6%

  (六)知識產權類犯罪:占1%,集中在以下兩個罪名: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約占總數的0.3%

  侵犯商業秘密罪,約占總數的0.6%

  分析上面的數據,我們發現,前三類犯罪(職務、資金、經營)總和占了總數的90%。企業家容易出現刑事風險的這三類犯罪,反映出三個問題:

  一是利用職務貪利型犯罪突出,反映出無論國企也好,民企也好,如何搞好廉政建設,加強監管機制,都是一個顯著的問題,也是一個老話題。

  二是在融資環節頻頻犯罪,反映出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旺盛,而供應與需求的失衡,導致出現了不惜以犯罪手段進行融資的現象。那么,如何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金融供應體系,讓不同類型的企業都有順暢的融資渠道,如何讓民間資本健康發展,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緊迫問題。

  三是經營方式不斷踩“雷”,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鋌而走險的企業外,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敗在了“創新”上,這些“創新”的經營方式往往伴隨著極高的經濟風險,就像一場賭博,成則贏得光環無數,被視為改革家、弄潮兒,敗則帶來刑事風險,成為階下囚。這反映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更新、更高的層面,如何進一步規范市場,如何更加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需要加強相關的研究,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作者系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何學葵:從小花店到上市公司的悲情路

  在資本市場的長袖善舞,應以誠信為基本準則,否則到頭來一切都是浮云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12月2日,綠大地公司收到昆明市官渡區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公司因欺詐發行股票罪被判處罰金400萬元,公司董事長、前胡潤富豪榜上榜女富豪何學葵,因欺詐發行股票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轟動一時的綠大地欺詐發行股票一案,最終以400萬元罰金及何學葵的四年緩刑告終。

  對于何學葵的判決,外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認為欺詐上市行為時有發生,但罕見負責人被追刑責,何學葵的遭遇已是殺一儆百;其二認為,綠大地欺詐上市性質惡劣,損害了資本市場及眾多股民的利益,何學葵僅獲緩刑難平民憤。

  無論如何,何學葵的經歷都可作為國內資本市場及民營企業上市的典型案例。

  從小花店到上市公司

  由一家小花店的女老板,到上市公司董事長,何學葵的創業經歷堪稱傳奇。

  生于1969年的何學葵,身材嬌小卻干練異常,經過多年經營,她硬是把自己的一家小花店做成了全國第一家上市的綠化企業。

  何學葵的致富之路,真是從那家小花店開始的。

  上世紀90年代初,花卉市場方興未艾,尤其在廣東等沿海地區,鮮花市場開始規模化發展,云南昆明等地氣候適宜,四季如春,正是鮮花種植的寶地。曾在云南省科協等單位任職的何學葵嗅到了創業的機會。

  何學葵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開始進入鮮花種植、銷售領域。結合對云南各地特有珍稀觀賞植物的調查研究,何學葵的公司成功開發出多種云南特有野生珍稀植物花卉品種,并申請了大量專利權。公司培育和種植的鮮切花大量供應全國多個省份,并大量出口到澳大利亞、韓國、日本、泰國等國家和地區。

  1996年,何學葵組建了云南河口綠大地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任總經理,這家公司就是“綠大地”的前身,于2001年3月變更為云南綠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2001年,何學葵已經把一個僅有20萬元流動資金、5名員工的小花店發展成一個注冊資本為4400多萬元、總資產上億元、擁有250多名員工的大型股份制企業。

  綠大地憑借在昆明園博會等大型活動中的出色服務,獲得了各界認可。成為云南省在園林園藝方面唯一一家具備壹級資質的企業,并成為云南省首家被批準進入上市輔導期的民營科技花卉生產企業。

  自2004年起,綠大地就開始其并不順利的上市之旅。2006年,何學葵帶領綠大地公司第一次闖關IPO,最終卻無奈鎩羽而歸。蟄伏一年之后,何學葵卷土重來,重踏資本之路,終于2007年拿到了IPO批文。

  2007年12月21日,綠大地成功登陸深圳創業板,成為A股唯一一家綠化行業的上市公司,也是云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營企業。掛牌首日,綠大地股價上漲177.87%,報收于45.82元,募集資金高達3.46億元,身為董事長的何學葵當時持有綠大地28.63%的股本,身價超過11億元。

  2009年,何學葵登上胡潤百富榜,躍身為“云南女首富”,成為業界榜樣,被冠以著名企業家、優秀民營科技實業家等稱號,事業達到頂峰。

  被曝欺詐上市

  許多企業家不希望自己的事業呈拋物線狀,何學葵也不會例外,但實際上,何學葵的綠大地上市,成為其事業拋物線的頂端,此后,她開始走下坡。

  就在上市欣喜期過去不久,綠大地的財務狀況就頻出蹊蹺,很快扣上了“ST”的帽子。在上市前后的幾年間,綠大地兩換財務總監,三易審計機構,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間五度變更業績預報、快報。這在資本市場是頗為罕見的。

  2010年3月份,因涉嫌信息披露違規,綠大地公司被證監會立案調查。隨后,何學葵個人所持股份遭凍結,股價遭腰斬。

  此后的資料顯示,綠大地的造假行為,早在上市前就開始。按照相關規定,企業上市需符合利潤每年遞增30%等要求。而當時的綠大地是一家財務管理水平較低,達不到上市要求的企業。為達上市目的,綠大地開始造假。

  短時間內,綠大地急速擴張,大量購買土地,擴大生產規模,并在買地過程中,通過財務運作,將土地價值拔高。其中一塊地,實際投入1900多萬,最后做賬卻是2500多萬元。此類行為即使在上市后也沒有停止。

  何學葵后又成立“華美地”等公司,用于轉款等資金騰挪。通過幾家關聯公司的運作,綠大地不斷虛增資產,并在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披露的財務報告中包含了上述虛假內容,直至案發。

  在公司被監管部門調查的同時,何學葵作為企業負責人及相關造假行為的直接責任人,自己也成為被調查的對象。

  2011年3月18日,綠大地發布公告稱,公司于3月17日接到云南省公安廳直屬公安局通知,公司控股股東、董事長何學葵因涉嫌欺詐發行股票罪,經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批準,于2011 年3 月17 日20 時由云南省公安廳直屬公安局執行逮捕。

  善后艱難

  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工作之后,綠大地涉嫌欺詐發行股票、違規披露重要信息案,于2011年9月6日在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何學葵作為被告之一,坐上了被告席。

  2011年12月2日,綠大地公司公布了法院判決:綠大地構成欺詐發行股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何學葵犯欺詐發行股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其他幾位被告人也分獲二至四年不等緩刑。

  一審宣判后,何學葵并未上訴,目前判決已生效,何學葵已于12月1日回到家中。盡管該案已經蓋棺定論,但綠大地因欺詐上市所帶來的一系列后繼問題才剛剛開始。

  根據何學葵此前簽訂的轉讓協議,她將3000萬股轉讓給云投集團,并將用轉讓款償還個人債務及補償上市公司。新東家云投集團已開始對*ST大地提供信用支持,接下來,*ST大地需為保持上市地位積極奔走。

  盡管何學葵可能是國內首位因欺詐上市而遭追究刑責的企業家,但外界對于緩刑的判決仍頗有微詞。

  有專家指出,如此輕判,相當于造成如此惡劣罪行的責任人在判決之后可以“全身而退”。如此“蜻蜓點水”般處罰,是在縱容和鼓勵造假。

  遺留的問題遠不止對于責任人刑罰的質疑,還有一系列的索賠問題。

  1月初,有媒體證實,首位向云南“綠大地”索賠的股民已經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訴狀,并獲得受理。該股民向綠大地公司索賠6萬余元。原告股民認為,綠大地在上市過程中的信息披露存在諸多問題,導致投資者發生了巨大損失,遂提出訴訟。

  綠大地公司上市造假案曝出后,在資本市場引起軒然大波,綠大地股價暴跌超過70%,許多股民損失慘重。資料顯示,已有眾多股民計劃起訴綠大地公司,由其造假上市引發的訴訟多米諾骨牌才剛剛開始倒下。

  丁書苗:成敗鐵路

  憑借依附著壟斷權力,丁書苗從一個沒文化的農村婦女變身成身價幾十億的山西大老板。然而,壟斷權力也最終葬送了她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1月中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山西省政協委員、著名女晉商丁書苗被調查的消息,在其創業的北京以及家鄉山西兩地盛傳。

  消息隨后被證實,丁書苗因涉及原鐵道部長劉志軍窩案而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僅僅一個月后的2月12日,新華社發布劉志軍被免職的消息。

  靠煤炭運輸發家的丁書苗于2000年左右轉戰北京,成立了博宥集團,其業務一度涉及高鐵設備、酒店、影視等多個領域,其中鐵路業務是其核心業務之一,博宥集團旗下企業成為高鐵聲屏障等技術的主要設計和設備供應商,丁書苗在鐵路行業聲名顯赫。

  丁書苗還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身兼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的她,先后出資數億元建立了多個慈善基金,并在汶川地震等事件中捐出巨資。丁書苗還于2010年登陸福布斯中國慈善榜。

  不過,無論是對其在鐵路行業的長袖善舞,還是在慈善領域的慷慨大方,外界一直存在質疑——在對局外人密不透風的高鐵采購中,丁書苗如何頻頻得手?其巨額盈利來源何在?

  由于丁書苗的落馬主要涉及鐵路領域的投資,其中關系錯綜復雜,牽動各方敏感神經,目前該案仍在調查之中,相關細節的揭開恐有待時日。

  1 善攀關系的農婦

  丁書苗膽子大——這是與之相熟的人,對其普遍的印象。正是因為有著過人的膽量和豪氣,丁書苗的成功路走得順風順水。

  早在計劃經濟時代,丁書苗就冒著“投機倒把”的罪名,去各家收購雞蛋到縣城販賣。這位沒什么文化的農婦,靠著一把膽量成為村里最早一批過上衣食無憂生活的人。

  80年代,丁書苗到晉城開了一家在當地遍地開花的“饸饹館”,這位當上小餐館老板娘的女人,可沒就此滿足。山西是產煤大省,這一點世人皆知,晉城是山西重點產煤區之一,有“生長在煤堆上的城市”之稱。

  在丁書苗開飯館時期,顧客主要就是各地來往晉城運煤的車主和司機,當地稍微有些能耐的人,大都買汽車搞煤炭運輸。丁書苗這位精明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她先是靠著借來的數千元錢倒煤,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她又買了一輛車開始專業運煤。這造就了其財富積累的第一桶金。

  在當時,山西公路運輸并不發達,山西的煤車往往要通過河南、河北等地,跨過太行山脈才能運得出去,大量的煤如何外運一直是個十分頭疼的問題。公路運輸的不發達,進一步造就了鐵路資源的稀缺,在當時,誰能搞到車皮誰就能賺大錢。丁書苗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找關系,用火車運煤。

  隨著關系網的不斷積累,舍得花錢買人情又能說會道的丁書苗,在當地鐵路部門頗有了些面子。丁書苗的事業越做越大,甚至投資買下了數十節自備車皮,聯合當地一些大的煤商,合作往南方發煤,她的資金積累一步步豐厚起來。

  在那個年代,車皮是極為稀缺的資源,車皮的劃撥是有計劃的,數量非常有限。丁書苗這些車皮也是來之不易,既然做過大量投入,自然要靠其把錢賺回來。依靠和鐵路部門的關系,丁書苗獲得的“車皮計劃”越來越多,后來干脆做起了“車皮計劃”的生意。她先靠關系獲得車皮,再充當中間人,把車皮轉讓給需要用車皮運輸的個人和企業。與販煤相比,販車皮更劃得來,只要關系穩定了,就屬于包賺不賠的“無本生意”。

  逐漸,丁書苗在鐵路部門的關系在當地廣為人知,在有需要的時候她總能搞到車皮,一些運煤的老板競相與之合作。

  2 攀上鐵路

  關系,是丁書苗做生意的制勝法寶。這位十分注重積累關系并深諳其中利害的女商人,從來都把“搞關系”當做第一要務。其關系的“頂點”是攀上以前鐵道部長劉志軍為代表的掌大權者。

  至2000年左右,丁書苗離開了其發家地晉城,北上北京。關于其北上的原因,外界流傳多種版本,有人認為,丁書苗在晉城的生意開始走下坡,甚至頻頻惹上官司,不得已轉戰異地。

  不管其離開晉城的原因如何,轉戰北京的丁書苗依然保留了其善于攀關系的特長,并將之發揚光大,逐步在鐵路最高管理及決策機關中,積累了自己牢固的后臺。

  初來北京的前幾年,丁書苗的事業乏善可陳。公開資料顯示,丁書苗于2003年在北京注冊成立中企煤電工業有限公司,年經銷電煤400萬噸,鐵路運力500大列以上。

  其真正開始引人注目,始于2005年石太客運專線開工。石太客運專線是石家莊至太原的城際高速鐵路,是國內開工最早的高速鐵路,也是國家遠期高鐵網絡規劃中“四橫四縱”的組成部分。

  石太客運專線的開工,啟動了大批物資采購的招標工作,由丁書苗控制的一家名為“金漢德”的公司獲得了石太客運專線的采購大單,丁書苗在高鐵建設領域嶄露頭角。此后,金漢德相繼獲得京津鐵路、武廣高鐵、鄭西高鐵、廣深港高鐵等多個項目。

  工商資料顯示,在獲得這些項目的過程中,金漢德公司的股權悄悄發生了變更,其35%的股權轉讓給了中鐵電氣化工程局集團,公司也更名為中鐵泰克特環保工程有限公司。與鐵道部下屬機構聯姻,是丁書苗鐵路投資事業的新起點,不僅有利于其進一步拿下鐵路招標項目,還使其成為了半個“鐵路人”,為進一步穩固鐵路高層關系打下基礎。

  到北京之后的丁書苗,通過鐵路內部人引薦,結識了時任鐵道部長劉志軍。丁書苗后來在鐵路項目上的大量運作,被認為得益于劉志軍的鼎力支持。

  2006年,丁書苗成立北京博宥投資有限公司。公司業務開始陸續向高鐵設備、影視投資、廣告傳媒等諸多領域擴展。僅憑參與動車輪對和鐵路隔音設備生產,丁書苗就獲得了數以十億計的利益。

  除鐵路配套設備的生產外,丁書苗甚至開始染指鐵路項目投資。2009年,丁書苗獲得了總投資23億元的山西晉城嘉南鐵路投資權。

  3 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

  丁書苗這位并無顯赫背景的山西女商人,憑一己之力,打開了一向對外界密不透風的鐵路招標之門,并借此大賺其財,多少人令人意外。

  鐵路,是丁書苗實現人生跨越和財富積累的跳板,最終也成為其落馬之地。

  早在丁書苗和劉志軍案發之前,相關部門對于高鐵招標領域的問題就有所關注,并且較早地將目光投向了與多個高鐵項目關系密切的丁書苗身上。自2007年開始,審計部門對鐵路行業的年度審計一直問題不斷,而“很多鐵道部的賬目,要查丁書苗的賬,才能搞清楚”。

  2011年1月,丁書苗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的消息傳出。隨后,鐵道部長劉志軍被雙規。丁書苗多年建立起來的鐵路關系網就此崩盤。2011年2月14日,鐵道部召開全系統電視電話會議,新任黨組書記盛光祖發言稱,鐵道部黨組成員均絕不干涉任何工程招標工作。

  資料顯示,劉志軍的落馬,正是因為涉及高鐵工程招標問題。劉志軍涉嫌在武廣高鐵、京津高鐵的設備招標及采購中,收受由供應商提供的工程采購回扣,從而為高鐵設備供應商中標高鐵項目采購提供便利。涉嫌行賄者名單中,丁書苗正是重要一位。

  目前,相關調查仍在進行之中,丁書苗的最終命運如何,仍有待法律的審判。但丁書苗一案留給了企業界太多的感慨。依附壟斷權力,一位大字不識幾個的農婦,能迅速積累數十億的個人財富,壟斷造富的能力可見一斑。

  國內對于壟斷權力的詬病不絕于耳,丁書苗一案更加劇了外界的擔憂——壟斷積弊不除,投機和尋租就永遠不會消失。

  蔡達標:家族企業內斗犧牲品

  真功夫的“窩里斗”導致創始人蔡達標頻頻涉案,是為家族企業之鏡鑒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4月22日,國內著名中式快餐品牌“真功夫”董事長蔡達標因涉嫌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被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這只是真功夫家族內斗的最新進展之一,自2006年蔡達標與前妻離婚時起,圍繞真功夫的控制權爭奪就從未停歇。

  長達數年的家族內訌,不僅使創始人兼董事長蔡達標身陷囹圄,也使得真功夫的上市之路暫時擱淺,嚴重影響企業的良性發展。

  1 “二奶門”牽出股權之爭

  2009年4月1日,一位自稱蔡達標“二奶”的女子胡小姐,在廣州烈士陵園門口召開街頭新聞發布會。胡小姐稱,自己于1995年即與蔡達標相識,2000年在貴州老家為其生下兒子,如今已經9歲。

  胡小姐稱,自己已于2006年與蔡達標分手,但蔡不念舊情,對兒子不理不問,還凍結了她的賬戶,導致自己和孩子生活困難。胡小姐已以兒子的名字將蔡達標告上法庭,要求其提供5000萬元的撫養費。

  一時間,蔡達標這位知名民營企業家陷入“二奶門”事件中,各界對于該八卦新聞的關注度遠高于真功夫的企業發展。

  “二奶門”也成為真功夫股權之爭的導火索。已于2006年9月和蔡達標離婚的前妻潘敏峰狀告蔡達標重婚,并以此為由要求蔡達標返還離婚時受讓的25%真功夫股權。

  真功夫是蔡達標和前妻潘敏峰、妻弟潘宇海于1994年一起創立的。他們最初以8萬元起家開辦了一家小蒸品店,經過十年發展,真功夫已在廣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沈陽、天津、武漢、長沙、福州、鄭州等30多個城市開設了連鎖餐廳,并躋身中國快餐企業20強,位居本土快餐品牌第一位。

  但隨著蔡達標和潘敏峰的離婚,真功夫平靜的發展外表下,股權爭斗的伏筆已然埋下。按照離婚協議,潘敏峰將自己持有的25%股權轉讓予蔡達標,但妻弟潘宇海仍為真功夫大股東。

  2007年10月,為謀求真功夫上市,蔡達標引入今日資本和聯動投資兩家風投,兩家聯合向真功夫注資3億元。完成注資后,蔡達標和潘宇海各占股41.74%;一家蔡潘各占5.26%股權的企業占10.52%;今日資本和聯動投資各占3%。此后,通過資本運作,蔡達標的股權比例超過了潘宇海。

  事實上,離婚后的蔡達標與妻弟的關系已然交惡,雙方無不覬覦真功夫股權,就股權爭奪所展開的明爭暗斗一直在進行之中。直到“二奶門”的出現,這層關系才真正被暴露給外界。

  2 董事長被捕

  二奶事件之后,蔡達標遭遇了連環起訴。

  先是前妻潘敏峰訴其返還離婚時受讓的25%股權;隨后真功夫監事竇效嫘起訴蔡達標損害公司利益,稱其在擔任真功夫董事長及實際控制人期間,涉嫌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用、使用公司資產3600萬元;竇效嫘隨后還起訴蔡達標返還300萬元的額外費用。而這位頻頻起訴蔡達標的監事竇效嫘,是潘宇海的妻子。

  2011年3月17日,廣州市公安機關對真功夫董事長蔡達標等人涉嫌經濟犯罪一案展開偵查,此后蔡達標等犯罪嫌疑人一直潛逃,直至4月22日被抓捕歸案。

  蔡達標被抓后,真功夫的控制權之爭,又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真功夫對外聲明稱,鑒于真功夫公司原董事長蔡達標已被依法逮捕,目前不能履行董事長職責,根據相關規定,由真功夫公司創始人兼副董事長潘宇海代為履行公司董事長職務,對外代表公司。

  但蔡達標的妹妹蔡春紅也對外宣稱,蔡達標在歸案前,已將董事長一職委派與自己。蔡春紅并提供了一封由蔡達標簽字確認的委派文件。真功夫一度出現兩位自稱的董事長。

  蔡達標的親屬認為,蔡達標被抓完全是一場陷阱。當年的離婚協議顯示,潘敏峰是自愿放棄25%股權的;而備受爭議的蔡達標侵占公司3600萬元一事,則是其正當獲得的資金,是經過真功夫公司同意的向蔡達標指定的銀行賬戶繳存的反擔保金,蔡達標并不存在侵占行為。

  3 家族內斗

  “真功夫”是典型的家族企業,其問題又暴露出中國家族企業典型的風險與漏洞。

  在創業初期,真功夫是由蔡達標和前妻潘敏峰、妻弟潘宇海一起創立的,在此后的發展中,蔡、潘兩家的成員陸續加入真功夫。蔡達標的大妹妹蔡春梅任真功夫采購部總監,潘宇海的堂哥潘國良先擔任真功夫的公關部經理,后被潘宇海委任為副總裁。此外,蔡達標的大妹夫、二妹夫以及弟弟也陸續加入到真功夫的管理團隊中。

  正是這一復雜的家族關系,為真功夫今天的困境埋下了伏筆,并最終引爆了兩大股東之間的家族紛爭。

  從企業經營角度看,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內斗的風險,商界此類案例早已不勝枚舉。而內斗的惡果眾所周知,很有可能使一家本十分具有發展前途的企業支離破碎。

  有專家認為,像真功夫這種多人創業且創始人股權相當的模式一開始就潛藏著風險。此類風險的規避,需要在創業初期做好相關工作,創始人應合理分配股權,制訂好游戲規則,并誠信地去遵守規則。中國的創業者普遍缺乏規則意識,這或是真功夫內斗帶給人們最大的教訓。

  蔡達標不是沒有努力過。在2010年9月,蔡達標曾與潘宇海及風投公司今日資本簽訂了一份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潘宇海向蔡達標及今日資本指定的受讓方轉讓自己所持的相關股權,待轉讓完成后,潘宇海直接持有的真功夫股權將攤薄至20.49%。

  該股權轉讓協議的宗旨,正在于避免真功夫公司陷入僵局,優化真功夫的股本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為真功夫上市鋪平道路,但遺憾的是最終未能履行。

  此外,蔡達標多年來一直在謀求真功夫的上市,上市本身也是去家族化的一個重要步驟。上市所要求的科學治理結構必然要求家族參與者有所放權,并要求所有權和經營權嚴格分開。但蔡達標的這一努力目前并未成功。

  兩大家族的內訌,給真功夫企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原本決定2010年底上市的真功夫,現在看來已遙遙無期。一直關注此事的著名營銷專家李志起表示,民營企業上市,從一個私人公司轉變成一個公眾企業,真功夫目前還遠遠達不到一個公眾企業的標準,離公司治理的公開化、透明化都還有很大距離。兩大家族的問題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未來的股東也不會輕易買單。

  張克強:一位教育投資商的資本騰挪術

  資本市場的輾轉騰挪雖然給華美系帶來了巨額的財富,卻也將其至于風險之中

  2011年12月30日,廣州華美集團總裁、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人物張克強等人涉嫌詐騙案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張克強案發,主要源于其通過借道云南一家國有企業興云公司,曲線收購了“鹽湖鉀肥”這只國有股,從而引發其涉嫌“詐騙”的爭議。

  目前,該案仍在審理之中,截至2012年1月底未見宣判。

  1 “華美系”掌門人

  張克強籍貫湖南新化,出生于1960年,澳大利亞梅鐸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曾任廣州軍區聯勤部軍官,后創建廣州華美英語實驗學校并擔任董事長,并任廣東華美教育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廣東海外留學培訓學校董事長、天津英華教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作為成功的民營企業家,近年來,張克強多次登陸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等榜單,并獲得“全國民辦教育十大杰出人物”、全國華人華僑專業人士“杰出創業獎”等殊榮。此外,張還兼任廣州市僑商會副會長、廣州市專業市場商會副會長,并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常委、廣州市政協僑事顧問等職。

  相關資料顯示,盡管更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民營教育投資商,但張克強在資本市場卻非常活躍。除創辦華美教育投資集團并持股保利地產(600048)外,張克強的身影還出現在國內外多家上市公司2010年10月,張克強參與廣東鴻圖(002101)的增發,獲配200萬股;張克強同時也是廣州銀達擔保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

  上述保利地產一例,是張克強在資本市場最為顯赫的一次出手。2002年,保利地產正在進行股份化改造,張克強及實際控制的廣東華美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總計4900萬元的資金入股,作為發起人之一,分別為保利地產的第二和第三大股東。

  2006年7月31日,保利地產成功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張克強的個人財富也隨之急劇膨脹。保利地產2007年年報顯示,截至2007年末,張克強及其持股90%的華美國際分別持有保利地產3062萬股萬股和1.09億股,而2007年期間保利地產股價曾迫近100元高位。以當時股價測算,張克強僅在保利地產所持的股份就已高達百億元人民幣。

  2008年,張克強辭去保利地產董事職務,并開始大規模減持保利地產。2009年,他的名字登上了胡潤減持富豪榜,位列第六,共套現20億元。

  2011年初,張克強因涉嫌“詐騙”被云南省檢察機關批捕,其在資本市場的另一場大型“運作”由此浮出水面。

  2 涉案“國資”

  據張克強案庭審時的起訴書顯示,2001年,張克強與合作伙伴宋世新、羅峰等人注意到青海鹽湖集團所屬的“鹽湖鉀肥”這一支國有股具有很好的經濟利益,便一直策劃購買鹽湖鉀肥股份。不過青海鹽湖集團對該支國有股的股東資格進行了嚴格限定:只能是國有企業。

  張克強等人顯然不具備成為股東的條件,但在經濟利益的誘惑面前,張等人并不甘心,遂產生了非法占有國有資產的目的。

  2006年至2008年間,張克強等人通過商議,利用云南興云公司在深圳設立的窗口企業——興云信投資公司的國有企業身份,由宋世新等人與青海國資委和青海鹽湖集團商談收購鹽湖集團股份。收購股份成功后,由張克強等人所有的華美公司及其下屬豐收公司,將國有企業深圳興云信投資公司全部收購,從而占有鹽湖鉀肥股份。

  為了達到目的,云南興云公司為其配合,同時,張克強、宋世新等人許下承諾,事成之后給興云公司董事長董曉云、興云信公司總經理崔偉一定份額的鹽湖鉀肥股份。

  此后,2006年7月8日,興云信公司與青海鹽湖集團簽訂了《關于興云信增資鹽湖集團的合作框架協議》。但實際上,上述協議簽署的背后,是宋世新、羅峰、曹迅毅在董曉云等人的配合下,假冒興云信公司的工作人員,以興云信公司的名義與鹽湖集團簽訂了該協議。

  2006年9月,鹽湖集團召開2005年度股東會議,審議通過了鹽湖集團增資擴股議案,興云信公司最終以3.68億元認購鹽湖集團總股本的7.56%。

  根據鹽湖鉀肥重組方案,鹽湖集團股東所持股份按1:0.7544的比例折股后變更為鹽湖鉀肥股東。方案實施完畢后,興云信公司持有鹽湖鉀肥大約2.25億股,占總股本的7.336%。

  起訴書指控,2007年下半年,張克強等人為實現對登記在興云信公司名下鹽湖鉀肥股權的非法占有,確保獲取鹽湖鉀肥復牌后的巨大經濟利益,在董曉云、崔偉的配合下,張克強、宋世新等人確定華美集團、華美豐收以8050萬元收購興云信公司,從而將興云信公司的鹽湖鉀肥股權非法出售給張克強等人。

  起訴書顯示,為達到控制鹽湖鉀肥的目的,張克強等人還利用虛假工商變更獲得了興云信公司股東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并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將興云信所持鹽湖鉀肥的股份確權到個人名下。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民事調解書作出裁定并強制執行,除了興云信自身持有的24225409股以外,其名下所持有的199103895股鹽湖鉀肥股權變更到華美系名下,占鹽湖鉀肥總股本的6.54%,市值總計約44.65億元。

  3 爭議審判

  資本市場的輾轉騰挪雖然給華美系帶來了巨額的財富,卻也將其至于風險之中。針對鹽湖鉀肥的曲線收購,最終進入了公安機關的視線,張克強案由此案發。

  2011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涉嫌違法違紀為由,宣布終止張克強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意味著公安機關已進入立案偵查階段,隨后有消息傳出,華美國際投資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克強因涉嫌經濟犯罪,已被云南省公安廳經濟犯罪偵查總隊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立案調查,并將提請檢察機關依法批準逮捕。

  該案所涉及的正是市值達到44億元鹽湖股權涉嫌詐騙案,經過云南省公安及檢察機關長達一年多的調查后,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向昆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根據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克強、宋世新、羅峰、董曉云、崔偉、曹迅毅、李葦被控詐騙罪,董曉云同時被控受賄罪。

  2011年12月30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張克強等人涉嫌詐騙案。在庭審中,張克強否認了對自己的指控。其辯護律師認為,華美系確實早在2000年前后就開始關注鹽湖鉀肥股票,但它后來的致富故事卻與鹽湖鉀肥沒有太大關系。

  張克強在法庭上供述,早在華美國際投資集團成立之前,他已經與宋世新共同成立了廣州市華美豐收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后來張克強出來創立華美集團,而宋世新則留在了華美豐收公司任總經理,專門開展投資業務。

  歷經數日庭審,目前張克強案并未宣判,張克強最終命運如何,還有待認定。不過此案也給民營企業家在資本市場的運作提出了警示,在收購行為涉及國有股份時,或應更為審慎。

  潘鍇紅:偽慈善家的末路

  許多人假借慈善名義行斂財之實,卻做得順風順水,最終損害的是公眾利益和整個慈善事業的形象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2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南京市慈善總會前副會長、南京黃埔靈露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潘鍇紅,被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這位頂著“優秀民營企業家”光環的“著名”慈善家,結束了其以慈善之名斂財的生涯。公開資料顯示,截至案發,潘鍇紅案已涉及424名受害人,涉案金額逾5000萬元。

  鑒于國內慈善行業所存種種弊端,輿論對于“偽慈善”的質疑時有發生,從汶川地震后引發的民企“詐捐”到“郭美美事件”帶來的官辦慈善危機,無不使外界對于“慈善”二字敏感有加。

  在呼吁加強對官辦慈善機構的監管的同時,如何杜絕像潘鍇紅這樣涉嫌打著慈善旗號行斂財之實的民間偽慈善,也是慈善業改革的當務之急。

  1 高調慈善家

  潘鍇紅的出名,源于慈善。

  近年來,潘鍇紅每年都會做出令外界側目的慈善義舉,并多次與南京當地的慈善家一起前往四川綿陽、江油等地奉獻愛心。

  有媒體就此報道稱,從災區回來,潘鍇紅“一路所見所聞,印象極為深刻。這些經歷讓我的靈魂得到了洗禮,對慈善事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從此,潘鍇紅對于慈善的熱衷更上一層樓。

  僅2010年12月,潘鍇紅及其員工就有10多次慈善義舉;2010年12月29日,該公司在年終總結大會上進行了募捐活動,所有員工都捐了款;2011年1月15日,南京市慈善總會舉行“情暖金陵”春節救助款物發放儀式,潘鍇紅當場捐獻善款物共計50萬元。

  而最讓潘鍇紅廣為人知的慈善之舉,是2010年其高調向南京市慈善總會“認捐”了3000萬元,這成為南京市慈善總會有史以來數額最大的單筆冠名基金,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潘鍇紅也因這一善舉當選為南京市慈善總會副會長,造就其慈善生涯的巔峰。

  不過潘鍇紅并沒有為此花多少錢,這筆錢并非一次性捐出,而是潘鍇紅的公司捐一定數額的資金成立冠名基金,每年捐出這筆錢的利息收入,直到捐滿其認捐的3000萬數額。

  潘鍇紅還不斷高調宣布其企業員工的慈善義舉,員工們經常捐錢。不過后來的資料顯示,這些員工都是“被慈善”的。潘鍇紅計劃將公司每年利潤的20%至30%用做慈善事業,還把每月最后一天定為“愛心捐贈日”,號召員工捐贈善款,所得善款全部移交南京市慈善總會保管。捐款一結束,捐款人名單、捐款金額就會高調出現在公司網站上。

  2010年12月29日,露靈滋公司舉行年終總結大會,潘鍇紅帶頭,所有員工都從自己的年終“紅包”中拿出20%,捐給公司設在南京市慈善總會中的冠名基金中。有員工在其案發后稱,自己每月工資6000元,月底必須捐助1000元做善款,慈善成為強制性措施。

  2 資本騰挪術

  打開露靈滋公司的主頁,充斥著“大愛無極限”、“偉大的事業源自高尚的心靈”、“慈善似甘露、心靈滋養劑”等慈善宣傳語,該公司歷次捐贈情況,以及潘鍇紅參加的各類慈善活動以及所獲獎項和稱號均有所體現。

  但在慈善浮華背后,露靈滋公司及潘鍇紅還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

  露靈滋公司的公開資料顯示,其主要從事美容化妝品、日化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而銷售是他們的主營項目。通過高調慈善所帶來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露靈滋公司的產品吸引了眾多消費者。不過相對于做慈善的廣為人知,露靈滋產品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售價卻不算便宜,一套化妝品售價1980元。

  而露靈滋的產品銷售政策也與慈善緊密相連。一些希望批量進貨或者代理露靈滋產品的經銷商,若想購買產品,首先要捐出不低于20元錢,多則不限。露靈滋公司稱,這些善款將直接捐給南京市慈善總會,公司還會給每一位客戶發放一張捐款證書。根據此銷售政策,露靈滋公司每一名客戶都成了其“愛心團隊”成員。

  此外,有媒體報道稱,露靈滋公司還有一個特別的政策,他們將產品分為單位,每個單位價格是880元,每位客戶至少要購買10個單位,即8800元的產品。而這筆錢,露靈滋公司會返還客戶20%的回扣。當然,回扣需要扣除捐給慈善總會的錢、手續費、稅費等,最后每位客戶能返還近14多元。

  如果老客戶介紹新客戶進來,新客戶每購買8800元的產品,老客戶將可得到一定的收益。如果客戶加入露靈滋公司4.4萬元的投資計劃,可在7天的周期后獲得1萬元增值。當然,這些錢都將首先扣除慈善等費用。

  這種已十分類似于傳銷的銷售政策,將大批客戶套在其中,但有些客戶發現,往往只有前期的投入可得到回報,待大筆追加投資之后,返還款就遲遲收不到了。直至露靈滋案案發,潘鍇紅被捕,許多人才知上當。

  3 凸顯慈善弊端

  2010年底,南京市白下區工商局等部門先后接到舉報,受害人稱露靈滋公司生產的化妝品是假冒偽劣產品。而工商部門在調查中發現,這家所謂的化妝品公司采取了一種與傳銷極為相似的經營方式,屬于非法經營范疇。隨著調查的深入,此案于2011年1月中旬被移交到白下區公安分局。

  1月18日,白下區公安分局對此案立案偵查;1月19日,對潘鍇紅實施了抓捕;2月25日,檢察機關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依法對其批準逮捕,其資產也被凍結。潘鍇紅的“慈善帝國”轟然倒塌。

  潘鍇紅一案在民間慈善中頗具代表性,由于慈善立法及監督并不完善,我國盡管有許多政策鼓勵慈善,如在稅收減免、獲取土地等方面的優惠以及授予慈善家各種榮譽頭銜等,但是對于慈善個案的進行過程卻缺乏有效監督。

  許多人因此假借慈善名義行斂財之實,卻做得順風順水,最終損害的是公眾利益和整個慈善事業的形象。

  在潘鍇紅案中,有觀點認為,潘鍇紅多年來一直被宣揚高調慈善,且成為南京市慈善總會的副會長,這種半官辦機構負責人的身份,極易導致投資者信任,從而拉更多的人下水。而南京市慈善總會這樣一個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組織,在任命副會長時,對其慈善行為和善款來源都沒有做審核和把關,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欺詐行為的發生推波助瀾。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吳業苗認為,慈善首先是“德”,因此在培育發展慈善組織時,還應特別重視組織負責人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他們的表現對于凈化社會生態、培養公民的公益意識、善良心態至關重要。

  此外,完善慈善立法,從制度上加強監管,也是慈善業改革的必由之路。如果有太多行善的資金來源不合法,行善的目的不單純,那將是中國慈善業的失敗。

  李經緯:強人謝幕

  李經緯謝幕了,伴隨他一起謝幕的,還有“健力寶”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民族品牌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11月2日,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健力寶集團董事長李經緯涉嫌貪污犯罪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李經緯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5萬元。

  經過多年等待,這位72歲高齡的健力寶創始人,終于迎來了法律對自己的審判。自2002年涉嫌轉移國有資產案發,至今已近10年,這位年事已高、身體多病的前知名企業家、健力寶輝煌的一手創立者,終于謝幕。

  1 “魔水”之父

  李經緯1939年生于廣東佛山市三水區,其創業經歷可謂大器晚成,1984年3月,已經45歲、時任三水縣酒廠廠長的李經緯,嗅到了即將于當年8月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的商機。

  當時的李經緯,手上有一種新研制的飲料準備投放市場,他知道國家體委將在6月份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哪一種,于是便拼盡全力希望讓這種在當時連包裝和名字都沒有確定下來的新飲料入選。

  這種飲料的生產,源于1983年李經緯去廣州出差時喝到的一罐可口可樂,這種在當時頗為新穎的包裝飲料,誘發了李經緯投身飲料市場的想法。不久,他得知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發出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復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

  廣東體研所歐陽孝研究員的主持下,一種橙黃色的含堿電解質飲料被開發了出來,它在當時有一個很拗口的名稱——“促超量恢復合劑運動飲料”,這就是后來風靡全國的健力寶飲料。

  一家年利潤幾萬元的縣級酒廠的廠長,敢把目光直接盯向奧運會,李經緯的膽識由此可見一斑。經過多方努力,健力寶成功入選中國代表團指定飲料。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中,中國女排大勝東道主美國隊,舉國沸騰。

  隨后,一家日本媒體發表了一篇有點“花邊”的新聞《靠“魔水”快速進擊?》。這一不經意的舉動,將健力寶徹底推向了前臺,國內外媒體紛紛報道健力寶的“神奇功效”。當時的健力寶剛剛研發出來,國內尚無銷售,這一極佳的推廣事件,給健力寶在飲料市場的所向披靡奠定了基礎,健力寶一夜成名。

  立刻,健力寶開始上市。1984年當年,健力寶的銷售額就達345萬元;1985年猛躥到1650萬元;1986年就高達1.3億元。此后十幾年間,健力寶一直被喻為“民族飲料第一品牌”,有“東方魔水”之稱。在最緊俏的時候,廣東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來拉貨的大卡車,許多人想買都買不到,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一度被炒到2萬元。

  健力寶式的營銷,也開創了中國品牌市場營銷的創新局面。1991年,健力寶最早在國內開展“拉環有獎”銷售,最高獎金高達5萬元,這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再度引發了全民對健力寶的熱情,健力寶的銷量繼續水漲船高。至1994年健力寶十周年慶時,銷售額已達到18億元。

  1997年,高達38層的廣州健力寶大廈正式落成,公司總部遷至廣州。此時的健力寶到達鼎盛時期,當年銷售額突破50億元大關。

  2 禍起保險費

  李經緯及健力寶的輝煌沒能持續太久。自90年代末開始,健力寶逐漸走向下坡,銷售開始直線下滑,資金捉襟見肘。2002年初,另一位與健力寶頗有淵源的資本界黑馬張海,成為突然殺出的程咬金,他以3.38億元的價格收購了健力寶75%的股權,健力寶進入“張海時代”。

  時年63歲的李經緯,眼睜睜看著自己一手創立的健力寶易主,卻回天無力。失意之下的李經緯,還罹患腦中風。

  2002年底,有關部門就以李經緯為首的前健力寶管理層展開了調查,李經緯及三名副總裁被雙規。

  公開資料顯示,李經緯的涉案,主要源于2000年左右,健力寶管理層用公款為自己購買商業保險。2000年6月,李經緯與管理層主要成員在一次健力寶集團領導班子工作會議上研究決定,用其下屬子公司廣東健力寶飲料有限公司的職工福利資金為幾人購買個人商業保險,并指示副總裁楊仕明負責落實。

  6月底,楊仕明安排飲料公司財務部經理在工商銀行(601398)三水市支行某儲蓄所專門開設尾數為999的健力寶飲料公司工會賬戶,并從飲料公司原有工會賬戶中轉入該賬戶職工福利資金1300萬元,后通過該賬戶將其中的1141.385萬元作為保費轉賬給三水人保公司。

  其中李經緯投保的保費為331.88萬元;楊仕明、黎慶元、阮鉅源、于善福等四位副總裁的保費分別為187.56萬元、200.91萬元、229.185萬元、191.85萬元。公訴機關認為,這一行為已構成貪污。

  不過該案仍存頗多爭議,辯方認為,該案缺少通常貪腐案的密謀特征,是在一次領導班子會議上提出的,且是許多議程中的一項。此外,當時的決策是為全體職工購買保險,作為企業福利的一種,只是因為職工人數眾多,方案未能及時出臺,才嘗試為幾位領導先購買保險,后因企業改制等原因,為職工購買保險的事才懸而未決。

  3 遲來的審判

  李經緯一案在當年轟動經濟界,被視為“重大案件”,其審理過程也一波三折。

  2002年10月,李經緯案發,廣東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隨即罷免了李經緯的全國人大代表職務,李經緯被捕,罪名先后經歷了“涉嫌轉移健力寶巨額資產”到“涉嫌貪污”。隨后,李經緯四位老臣中的三人相繼被捕,一人因移居國外而幸免。

  按照相關規定,刑事案件通常的審查起訴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年,但李經緯案于2003年6月移交給佛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之后,直至2009年才開庭審理,時隔六年之久。

  期間還經歷了李經緯的繼任者張海案發。張海治下的健力寶并未走出陰霾,相反還把張海拉下了水。2005年3月,張海因在健力寶集團任職期間涉嫌職務侵占和挪用資金被公安機關拘留。2007年,經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兩次審理后,張海被判犯有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0年。

  2009年9月3日,在繼任者張海都被判刑兩年之后,李經緯、楊仕明、黎慶元、阮鉅源涉嫌貪污一案,才在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次審理中,李經緯由于身體原因向法院提交延期開庭申請書,并獲準“中止審理”。

  又過了兩年,2011年8月29日,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廣州一家醫院審理了李經緯貪污一案。庭審中,李經緯稱已不記得購買保險一事,但檢方認為,幾名同案被告的供述均可證實李經緯此行為存在,且同案被告的供述相互吻合。

  2011年11月2日,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李經緯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5萬元。

  李經緯案歷時近十年,終于落錘定音,引發外界無限感慨,這位傳奇企業家的遭遇也受到了頗多同情。有人質疑,李經緯案的司法審判存在瑕疵,未能考慮李經緯多年來對健力寶所做貢獻。此外,李經緯一案還涉及地方政府對于健力寶財權的干涉,這也導致健力寶業績滑坡,給國家造成損失。

  不管原因如何,72歲的李經緯已經“廉頗老矣”,恐很難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張春江:電信明星的隕落

  張春江時代已落下帷幕,而包括電信業在內的許多壟斷行業,該如何締造一套維護廉潔的制度?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7月22日,備受關注的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受賄案,在河北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張春江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電信系統,張春江最能讓人記住的特點就是年輕,41歲即上任信息產業部最年輕的副部長,升遷速度令人側目。

  他本是前途無可限量的國企新星,卻在51歲時突然隕落。

  1 最年輕副部長落馬

  籍貫山東煙臺的張春江,出生于1958年7月,1982年畢業于北京郵電大學信息工程專業。此后半生的時間,張一直浸淫于電信領域,直至案發。

  1985年,大學畢業僅3年的張春江,就任職大連市經濟開發區郵電局副局長;此后又升任大連市郵電局副局長;1993年8月,張春江任遼寧省郵電管理局副局長,并于兩年之后進京任職,調入當時的郵電部,先后擔任移動通信局局長、電信總局副局長、辦公廳主任等電信要職。

  1998年大部制改革,電子工業部和郵電部合并為信息產業部。同年3月,張春江就任信息產業部電信管理局局長。僅一年之后,1999年年底,年僅41歲的張被提升為信息產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張春江由此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副部長,仕途一路順暢。

  2003年5月,張春江開始擔任在經歷電信體制改革后組建的中國網通集團黨組書記、總經理。上任之初,張通過一系列重組、整合與人員、機構的撤并,以雷厲風行之勢處理了吉通與小網通負債資產等問題。

  此后他又推動中國網通在紐約、香港兩地上市。2004年網通上市時,管理層共獲得約1.5億股期權,其中張春江獲得92萬股,但他后來主動放棄了這部分期權。

  在電信業,張春江一直被視為激進的改革派,其親身經歷的電信產業兩次重大改革都頗具標本意義。第一次是國務院于2001年批復的《電信體制改革方案》,該方案的主導者之一就是張春江。在該方案指導下,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網通集團相繼掛牌。另一次是在2008年,為順應3G發展,中國網通與中國聯通(600050)的G網合并成立新聯通集團。

  作為電信領域的“老臣”和“功臣”,張春江的仕途一度被認為無可限量。但自2008年5月開始,張春江的仕途意外地走向下坡:在第四次電信業大重組過程中,張春江調任中國移動黨組書記、副總經理,而并未任職新組建的中國聯通一把手。

  履新中移動副職,被外界認為是張春江“出事”的征兆。此后不久,張春江在網通時期的賬目黑洞被曝光。公開報道顯示,中國聯通接手網通以后,發現了網通存在巨大的虛報業績行為,虧空或高達200億元。隨后,張春江案開始浮出水面。

  2009年12月26日,有關部門對外確認,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中央已決定免去其職務。

  2 權力裙帶

  張春江深耕電信領域多年,期間積累了大量裙帶關系,其中有三人最為關鍵。

  一是張春江大學時期的班長、先其一步進入郵電部的宋世存,宋一度曾任郵電部主要負責人秘書,但早在1991年,因涉嫌泄露國家秘密罪被查,后獲刑4年,有了前科的宋世存出獄后開始下海經商。他也成為張春江日后裙帶關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第二位是擁有數家電信技術公司的商人張銳,此人張春江在大連任職時便已相熟,二人保持了親密的家庭友誼。張銳成為張春江主要行賄者之一。

  第三位是前中國網通財務共享中心副總、張春江的情婦王暉。在張春江的庇護與關照之下,王暉數度升遷,張春江后來受賄的數套房產均與王暉有關。

  坊間盛傳,宋世存在張春江仕途發展初期曾利用自己在郵電部的便利傾力相幫,這使得張春江一直與其關系密切,并在其因涉案棄政從商之后,為其獲取商業利益打開方便之門。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宋世存下海后不久通過張春江獲得的第一莊買賣就獲利100多萬元。隨后的幾年里,張春江又幫老同學促成了好幾筆生意,以及幫助其向中國小靈通品牌UT斯達康“討債”。

  當然,權力的付出往往伴隨著利益的回報,張、宋二人也不例外。自2003年開始,張春江先后以兒子學費、情婦做手術、母親看病等事情“暗示”宋世存,從中收取金錢“回報”。還以讓宋世存先墊付為由,接受宋世存為其購買的2幢相鄰別墅。

  另一位“好友”張銳,同樣受到張春江的不少“照顧”。通過張春江的干預,張銳的公司先后獲得了價值數億元的中國網通代理合約。作為回報,張銳先后曾以為張春江妻子姬蓉購買豐田佳美轎車、折抵房租的名義給其送錢,還以“借款”的名義送給張春江250萬元。

  王暉在張春江的裙帶關系中,主要扮演巨額賄賂代理人的角色。2008年,張春江與前妻姬蓉離婚,但后來仍以姬蓉和王暉的名義購買了3套總價值2000多萬元的房產。此外,多位行賄人的行賄借口都與王暉有關。

  3 領罪受罰

  2009年12月2日,張春江權力裙帶的核心人物宋世存被河北滄縣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此后,張春江與宋世存的“借款”單據、銀行賬戶匯款記錄、別墅房款交納憑證等重要證據進入辦案人員的眼簾。

  得知此事的張春江先是向張銳退還了250萬元的“借款”,隨后主動向有關部門提交了一份書面材料,提及了其有可能涉嫌違紀、違規的問題,并表示隨時接受組織調查。12月25日,張春江被中紀委雙規。

  張春江落馬后,其權力裙帶也接連出事,宋世存先被帶走調查后,張銳也因涉嫌電信腐敗及洗錢被調查,王暉也在案發后被帶走調查。

  2011年7月12日,張春江受賄一案在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檢方指出,199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張春江在擔任遼寧省郵電管理局副局長、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承攬業務、追要欠款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北京依鏑電訊技術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宋世存、北京陽光加信廣告公司董事長楊蕊寧及其丈夫張銳給予的款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46萬余元。案發后,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應以受賄罪追究張春江的刑事責任。

  7月22日,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張春江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判決后,張春江并未上訴,判決已于2011年8月生效。

  作為中國通信史上30年來唯一被中央紀委定性為個人嚴重違紀的副部級官員,張春江的落馬也引發了電信業地震,撕開了“壟斷”色彩濃厚的電信行業的隱秘一角。

  如同中國其它國有壟斷行業一樣,電信領域的國企改革過程中,往往會摻雜著許多灰色地帶,而中國電信行業30年來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不少尋租空間。隨著司法審判程序的結束,張春江時代已落下帷幕,而包括電信業在內的許多壟斷行業,該如何始終保持一片潔凈的藍天?

  沈長富:巨貪的尋租黑幕

  作為壟斷行業的地方諸侯,沈長富在重慶移動董事長任上長達11年之久,權力長期過度集中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制約,“陷落”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11月11日,被稱為“超級光棍節”的日子,備受關注的電信領域反腐大案之一——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重慶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沈長富受賄一案,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沈長富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主政重慶移動長達11年的沈長富,終于卸下了所有光環。

  1 重慶移動當家人

  1951年出生于重慶墊江的沈長富,是重慶電信領域資深人物之一。

  沈長富早年曾下鄉當過知青,1971年3月被抽調至四川省重慶市電信局任機務員。1982年,他到北京郵電學院深造,在該校載波系攻讀高函載波通信專業。沈長富與中移動腐敗窩案中的另一落馬者——中移動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為同門師兄弟。

  1986年,大學畢業的沈長富回到重慶,從此開始了在重慶電信領域的長期耕耘。自1988年起,沈長富先后擔任重慶市電信局收發訊臺副主任,無線分局副局長、局長,直至重慶市電信局副局長。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第一輪電信改革中,移動業務從中國電信拆分出來。1999年9月,重慶移動正式成立,沈長富先后擔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等職務,一直到2010年底案發,沈長富在重慶移動“當家人的位置上整整坐了11年。

  按照中移動內部的人事規則,高層管理人員一般在任職四到六年之后就要交流變動,但不知是何原因,沈長富始終沒有調動。與其情況類似的,還有原四川移動當家人李華,李華在四川移動董事長任上同樣超過10年,也同樣因貪腐落馬。

  統治重慶移動多年,加之恰逢移動通信業務爆炸式發展,沈長富在重慶電信領域名震一方。他先后獲得郵電部“突出貢獻專家獎”,重慶市政府授予的“重慶直轄十年建設功臣”、“重慶市60年影響經濟60企業家”等稱號。2004年,他還當選重慶市第二屆政協常委,2005年和2008年分別當選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沈長富主政之下,重慶移動的發展也是順風順水。重慶移動率先完成重慶“網絡全覆蓋”工程,建成中國移動通信農村信息網,并修建了國際領先的重慶互聯網數據中心,使得重慶成為全國四個互聯網骨干核心層之一。

  2009年始,沈長富領導下的重慶移動又開始瞄準新興的物聯網。當年9月,沈長富與清華同方簽訂合作協議,準備聯手打造重慶的物聯網。2010年10月,他還現身重慶移動與重慶郵電大學打造物聯網戰略合作協議的簽字會場。

  但他在掌門人位置上未能等到重慶物聯網的建立,數天之后突然被有關部門“雙規”。

  2 腐敗父子兵

  沈長富落馬后的司法文書顯示,從1990年擔任重慶市電信局無線分局副局長起,沈長富的貪腐之路走了長達20年。而沈長富的腐敗之路,其子沈力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成為名符其實的“腐敗父子兵”。

  2003年7月,沈長富的兒子沈力自英國留學歸國,時年22歲。隨后,沈長富在跟國內一家通信設備商重慶代表處談業務時,提出將沈力安排到該公司上班的想法。“選擇這家公司,是因為它發展勢頭好,管理規范,正處于上升期。”沈長富認為。

  2003年11月,沈力正式到這家公司的深圳總部入職,參加新人培訓;當年12月,為給父親沈長富避嫌,沈力前往該公司成都辦事處報到,而沒有選擇在重慶辦事處上班。剛入職的沈力,即享受到代表處中層領導的待遇,但僅僅2個月之后,沈力就因不安于這種按部就班的工作而從該公司離職,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沈力人雖然離開了,但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停止從該代表處領薪水。自2004年到2010年沈氏父子先后落馬,該公司始終以掛名領薪的方式,給早已離職的沈力發放工資和福利、內部分紅等。該公司的意圖很明顯,討好其父沈長富,以期利用其擔任重慶移動董事長、總經理的便利,為這家通信設備商銷售設備、技術提供幫助。

  據檢方后來調查,在長達7年的白拿工資不干活的日子里,該公司先后為沈力續簽的勞動合同就有六份之多,數年來,從未在工作崗位上盡責的沈力,共獲得該公司發放的工資和福利等共計131萬余元。

  沈長富也承認,該公司此舉就在于維護與自己的關系,以謀求在業務上給予支持和關照,讓重慶移動更多地采購他們的產品。沈長富確實也是這樣做的,幾年間,重慶移動采購該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總價值高達27.745億元。

  沈長富及其子沈力通過權力獲得的好處遠遠不止那一百多萬元的薪水。

  2006年2月,沈力出資96萬元,與沈長富的一位好友劉衛及另外2人共同組建重慶華宏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并在該公司持股32%。沈力還以持“干股”的隱蔽方式,通過自己的姑父汪曉誠代持股份,與劉衛共同成立了成都冠新通信技術發展公司,以及四川冠達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沈力在成都冠新和四川冠達兩家公司內,均占55%的干股。

  此后的司法資料顯示,沈力至少通過三家直接參股、控股或暗中實際控股的公司,來完成重慶移動的利益輸送。

  本來,成都冠新曾為重慶移動提供無線座機,但因產品質量有問題,2個月后便停止營業。但同為沈力暗中持股的四川冠達,則成功搭建起了利益輸送管道,并在沈長富的特別關照下,獲得巨額回報。沈長富通過直接“打招呼”、特別推薦、采用不公開招標的內部邀標的方式,讓沒有任何業績,甚至初期還不具備資質的四川冠達,承攬到重慶移動萬州區片區的基站代維護業務。

  此后,沈力先后三次分得劉衛以“紅利”的名義送的人民幣1309萬元。

  除劉衛外,沈長富父子的主要利益輸送路徑還有沈長富的好朋友、重慶商人蒲德超,以及沈長富的姐夫汪曉誠控制的數家公司。

  3 落馬獲刑

  沈長富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視線內,是2010年10月13日參加了重慶郵電大學和中國移動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簽署儀式。僅僅6天之后的10月19日,沈長富因涉嫌收受巨額賄賂,在北京機場被紀檢部門“雙規”的消息突然曝出。

  12月29日,沈長富正式被公安機關刑拘;2011年1月12日被執行逮捕;同年7月25日移交起訴至法院。

  沈長富的被捕,是中移動繼張春江案、李華案之后,又一起重大案件。

  2011年10月10日,沈長富涉嫌受賄一案在重慶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檢方指控沈長富在1990年至2010年間,先后利用擔任重慶市電信局無線分局副局長、局長和重慶市電信局副局長、重慶移動通信公司總經理、重慶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重慶分公司總經理等職務上的便利,接受金邦貿易公司總經理薛漢明、長遠貿易株式會社總經理毛節琦、四川冠達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衛等人的請托,為他人在設備供應、股份轉讓、工程承攬等方面謀取利益,單獨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616萬余元。

  2011年11月11日,重慶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沈長富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長富的黯然落馬,并沒有讓外界感到意外。有知情人指出,作為壟斷行業的地方諸侯,沈長富在重慶移動董事長任上長達11年之久,權力長期過度集中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制約,“陷落”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肖時慶:證券大佬的罪與罰

  對于肖時慶案的反思,絕不應該僅僅止于個人品德,建立制度根基才能杜絕一個又一個悲劇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2011年4月底,銀河證券原總裁肖時慶因受賄和內幕交易兩宗罪名,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死緩。法院認定,肖時慶受賄約1546萬元,內幕交易獲利約1億元。

  肖時慶曾兩進兩出證監會,始終在官員與商人的角色中來回變換,并憑借手中掌握的權力為自己謀取了巨額利益。

  肖被認為是落馬部級高官、原證監會副主席王益的得力干將。圍繞王、肖二人的尋租方式、范圍,加上灰色利益鏈條中的涌金系、雷波等利益鏈條,一并被稱為“資本市場的灰色聯盟”。

  最終,聯盟以十分悲催的方式黯然收場。

  1 亦官亦商肖時慶

  1964年,肖時慶出生于湖南邵陽一個小山村,早期曾任教于中央財政管理干部學院,歷任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職。

  此后,與證監會原副主席王益的結識,令肖時慶踏上了中國股市這條正高速起航的大船。肖以大學教授之身,作為特殊人才被調入中國證監會工作,先后在證監會上市公司部、發行部、會計部任職,歷任處長、副主任等職。

  2001年,37歲的肖時慶空降東方證券,擔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總裁。2004年,肖時慶再次回歸證監會,先后擔任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股改辦副主任、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正局級)等職。

  2007年1月,肖時慶調任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總裁、法人代表。直至2009年4月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

  兩進兩出證監會的經歷,絕非普通官員能夠做到,這令外界對肖時慶的背景頗感神秘,其復雜履歷背后,或有難以對外言表的隱情。

  公開資料顯示,肖時慶擁有管理學博士學位,在證監會工作期間,深得時任證監會副主席王益賞識。因此,外界普遍認為,肖時慶的涉案或與王益落馬極有淵源。

  2008年4月29日下午,與肖時慶頗有淵源的涌金集團董事長魏東在自己位于北京的家中跳樓自殺。魏東的故事結束了,肖時慶的才剛剛開始,2009年4月底,時任銀河證券總裁的肖時慶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到了證監會的電話,邀其“商量要事”。急忙趕到證監會的肖時慶立刻被司法機關宣布刑事拘留,與此同時,他的辦公室和住宅都被查封。

  隨后,銀河證券對外宣布肖時慶辭職,并稱其出事系因個人問題,與銀河證券無關。而肖時慶則被檢察院逮捕并實施異地管轄關押至鄭州看守所,靜靜等待法律的審判。

  2 資本市場的灰色路徑

  對肖時慶的指控,主要圍繞受賄及內幕交易。其中受賄行為主要體現于兩處。

  一是王益胞弟王磊為幫助青島金王(002094)順利上市而展開針對發審委委員的公關工作,為掃平青島金王的上市障礙,王磊找到肖時慶幫忙,彼時的肖時慶雖然已任職券商,但在證監會各部門的人脈關系網仍十分牢靠。肖時慶幫助王磊辦成此事,此后的公告顯示,青島金王IPO獲得通過。

  為了答謝肖時慶的幫忙,王磊于2006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一會所停車場送給肖時慶現金20萬元。盡管在日后的庭審現場,肖時慶對此進行了否認,稱未收到王磊現金20萬元,其辯護律師也對該項指控提出異議,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這些意見并未被法院采納,該項指控成為肖時慶的受賄罪行之一。

  肖時慶的另一受賄指控,源于其2008年低價購買的一套商品房。該房源涉及另一家上市公司億城股份(000616)。當年億城股份謀求增發,肖時慶任職的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正是此次股份增發的保薦人和承銷商。

  當年的億城股份,其財報顯示資產負債率已達到74.9%,此次增發對其尤為重要。但在最初,億城股份的增發申請被證監會否決。此后,在肖時慶的幫助下,億城股份通過新的增發方案,且將發行方式改為公開發行。10月30日,新方案獲得證監會核準。

  通過此次發行,億城股份最終募集資金12億元。隨著增發的成功,億城的資產負債率壓力得到緩解。

  事后,為感謝肖時慶在股票增發上的支持,億城股份董事周海冰提出,讓其低價購買一套商品房。2008年8月20日,肖時慶以妻兒的名義簽訂購房合同,購得有億城股份子公司開發的萬城華府小區海園7號樓8018室。此房合同價格為715.843萬元,而司法鑒定該房價值1626.43萬余元。

  法院在審理肖時慶案時指出,肖時慶為億城股份的謀利行為與其受財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明顯具有權錢交易性質,構成受賄犯罪。

  內幕交易罪是肖時慶面臨的諸多指控中的最大一宗。2004年,肖時慶在擔任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期間,其得知中石化擬對下屬上市子公司進行整合試點,探索整體上市。肖時慶指使親友利用數人賬戶,斥資約3529萬元購入北京化二股票約430萬股。

  在北京化二賣殼成功后,借殼上市的國元證券(000728)開始交易當日開盤價即暴漲4倍。得知內幕消息的肖時慶數位親友一共獲利約1億元。案發后,肖時慶親屬退回涉案贓款約7251萬元。

  3 “銀河”落九天

  2008年6月8日,原證監會副主席王益在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任上被“雙規”。2009年2月初,王益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王益于199年至1999年間任職證監會期間,長期分管上市部,因此肖時慶被傳與王益關系密切。

  2009年4月30日,時任銀河證券總裁的肖時慶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的消息傳出,有媒體報道稱,此案是原證監會副主席王益案的延續。

  此后的司法材料顯示,作為擁有權力的監管者,肖時慶尋租方式多樣,涉及青島金王、億城股份、九芝堂、國金證券(600109)等多支股票的上市、增發或重組事宜。其中,通過內幕交易買賣國元證券股票獲利約1億元,刷新了落馬官員內幕交易的獲利紀錄,被認為是肖時慶的“創舉”。

  2011年4月,經過二審審理,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肖時慶受賄和內幕交易案作出終審判決,肖時慶兩項罪名成立,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著名財經評論員葉檀在針對肖時慶所撰寫的文章中指出:我們很難想像在這樣一群沒有價值觀的人主導下,中國的資本市場能夠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能夠在內幕交易之外發展起社會各方共贏的財富生成之道,能夠站在普通投資者的立場上、站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高處,通盤考慮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葉檀認為,肖時慶的被捕很難讓大眾寬心,肖時慶已矣,在新的市場風險投資高峰期,一代新人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崛起。對于肖時慶案的反思,絕不應該僅止于個人品德,建立制度根基才能杜絕一個又一個悲劇。

  在肖時慶多年編織的灰色聯盟中,資本大鱷魏東跳樓自殺,部級高官王益和亦官亦商肖時慶則分獲死緩。多年在貓和鼠的角色轉換中游走,肖時慶想不出事都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肖時慶的下場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董躍進:“裸官”的悲劇人生

  與一般官員相比,“裸官”的涉法顯得更加肆無忌憚、后顧無憂,如何防止“裸官”犯罪,已成當務之急

  整理 本刊記者 呂斌

  5.8個億——董躍進創下了京城挪用公款之最!

  2011年3月初,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下稱“中通建”)原總經理助理董躍進挪用公款、受賄罪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董躍進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接到一審判決的董躍進放棄了上訴的權利,判決隨即生效。

  這位有著“裸官”之稱的國企負責人,在挪用公款數億元、受賄百萬元之后,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董躍進其人

  籍貫河北的董躍進出生于1958年,研究生學歷,從1999年3月到2008年8月,董躍進先后擔任中通建工程二處副處長,兼任進出口貿易部副總經理、總經理;中通建總經理助理、副總工程師、技術專家委員會主任;行政級別為正處級。

  董躍進任職的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是我國通信建設領域規模最大、施工能力最強、科技含量最高的大型通信建設綜合性企業,具有開發海外業務的職能,擁有外貿經營權、勞務進出口權,是中國通信走向世界的“窗口“企業。 

  中通建主要從事電信基建服務及業務流程外包服務,共設有十個直屬業務部門,擁有五家全資子公司、五家控股子公司以及一家參股公司。2008年,其占有國內通信施工市場9%的份額。

  董躍進是中通建的元老級人物,在中通建任職多年,董躍進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和人脈,不僅資格老,而且關系硬,權力大。

  董躍進在中通建的如魚得水,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與頂頭上司、中通建總經理李瑞關系密切。李瑞是北京人,與董躍進同歲,自2004年4月起擔任中通建總經理,直至2010年5月案發。

  此后的公開資料顯示,董躍進向李瑞“買官”時間長達8年,自2000年至2008年間,董躍進先后送給李瑞人民幣10萬元、美金3000元等財物,折合人民幣13.4萬元。由于這層不為人知的“鐵桿”關系,使得董躍進在中通建內部權力極大,且幾乎無人監督,董實際擁有了對外簽訂合同、開具信用證等巨大決定權。

  按照中通建在財務方面的相關規定,超過500萬元的劃款必須由公司副總經理簽字,而身為總經理助理的董躍進卻不受此項規定的約束,可以直接行使相關權力。

  這實際上為董躍進日后的職務犯罪埋下了伏筆,也成為造成巨額國有資產輕易流失的一個隱患。

  挪用公款5.8億

  2006年,董躍進無意中結識了社會閑散人員馬連龍。馬連龍自稱“中國包裝集團公司總經理”,但實際上,當時馬連龍以打牌賭錢為生,常年混跡于北京工體附近的茶社。在交往之中,能說會道的馬連龍博得了董的信任。

  此后,馬連龍將上海兩位老板張振濤、王康等人介紹給董躍進,幾方洽談了一些委托進口業務,由中通建公司代理張、王二人等公司進口貨物,并代開信用證,從中收取開證金額0.6%至0.8%的代理費。

  作為中間人的馬連龍也從中分得了一杯羹,每單業務能夠提取0.6%的代理費,憑借這個無本生意,馬連龍的財富迅速積累,事業也有了起色。他成立北京中潤德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下稱“中潤德公司”),為增加中潤德公司銀行賬戶的資金流量,從而向銀行申請授信額度,馬連龍向董躍進提出將相關貨款先匯到他的中潤德公司,此后再轉回中通建公司。

  董躍進“默許”了馬連龍的要求,從此以后,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中通建共有5.8億余元公款進入中潤德公司的賬戶,至董躍進案發,仍有1300余萬元未能歸還,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

  董躍進并非不知道這樣做的風險,在日后的庭審中,董即表示,“從資金安全角度來說,貨款通過中轉再到公司賬戶,勢必增大風險。但在開始時,張振濤為了騙我,回款的速度很快,信譽很好,公司的業務量翻了倍。我處于興奮狀態,就忽略了中轉的風險。”

  為了回報董躍進,進一步拉攏其心,馬連龍等人多次向董行賄。2007年春節前,董躍進與馬連龍約在北京市右安門某洗浴中心見面,馬連龍送給董躍進1萬元;2007年下半年,在馬連龍的辦公室,董躍進一次就收下了50萬元;2007年末至2008年春節,董躍進又先后兩次收受馬連龍的“好處費”40萬元。

  董躍進擅自做主將中通建的資金通過馬連龍的公司中轉,還導致中通建無法獲知付款單位向中潤德付款的時間、數額,使公款進一步失去了控制,為張振濤等人成功實施信用證詐騙埋下了巨大隱患。直到2008年,中通建有2億多元信用證資金徹底“報銷”,董躍進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裸官”受審

  2008年,中通建因股權變動,公司內部進行財務清算,發現了一個幾億元的資金黑洞,此時的董躍進已經急得六神無主。迫于壓力,董躍進向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報案,隨著警方的深入調查,這場“昏官”被騙導致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大案,終于水落石出。

  2010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兼進出口貿易部原總經理董躍進涉嫌挪用公款、受賄案。

  檢方指控,自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董躍進和馬連龍合謀,利用董躍進擔任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進出口貿易部總經理的職務便利,在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受上海合生源財進出口有限公司、上海皓訊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委托,代理進口貨物暨開具信用證業務的過程中,要求上述公司將應當直接支付給中國通信建設總公司的貨款5.8億余元,支付到馬連龍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中潤德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用于增加該公司銀行賬戶的資金流量、申請銀行授信等使用。至案發時,尚有1300余萬元未歸還。

  在此過程中,董躍進、馬連龍涉嫌共同收受上海皓訊通信設備有限公司負責人張振濤給予的兩臺筆記本電腦(價值73776元)和港幣20萬元,共計人民幣26.7萬余元。此外,董躍進還多次收受馬連龍的賄賂款共計91萬元。

  2011年3月初,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董躍進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于董躍進在規定期限內未提起上訴,此判決隨后生效。

  董躍進案的轟動,除涉案資金巨大之外,其“裸官”身份也頗為惹眼。董的妻兒于多年前就已攜財物移居美國,其常年獨自在國內生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裸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結識社會閑散人員,甚至接受性賄賂等行為的發生。

  董躍進一案,也給外界以警示,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政府對于企業的行政管理權有所弱化,而針對國企領導人的監管又相對缺失,如何防止“裸官”犯罪,已成當務之急。

  白培中:小偷反腐之經典案例

  制度反腐屢屢失靈,而“小三”、小偷們反腐卻常常有效——山西焦煤集團前董事長白培中的遭遇再次證明該言論并非全無道理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到了年底,山西焦煤集團前董事長白培中還是沒守住。2011年11月12日,白培中家中失竊,其妻謊報失竊金額300萬元,十個小時后,嫌犯被抓捕歸案,警方發現白家失竊金額高達5000萬元。劫案發生一個月后的12月22日,山西焦煤集團干部大會上傳出消息:中共山西省委決定,免去白培中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如果知道今天的結局,也許打死白培中都不會讓妻子去報案。

  制度反腐屢屢失靈,而“小三”、小偷們反腐卻屢試不爽。在年底,擁有研究生學歷的白培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再次證明該言論的正確性。

  1 小偷偷出來的腐敗

  白培中,碩士研究生學歷,勤奮好學,為人謙遜有禮,在被劫案發生前,白培中幾乎是山西政界中公認的最有可能“進步”的熱門人選之一。10月31日,白培中剛在中共山西省第十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共山西省第十屆委員會委員。他也是山西八大礦務局里唯一被選成省委委員的董事長。

  一切就在11月12日改變。這一天白培中家中只有妻子李彩亭及保姆二人。

  根據此前媒體的報道,兩名劫匪趁保姆下樓之際,威脅其返回打開白培中的家門。入室后,劫匪綁住保姆,白妻因行動不便而沒有被綁束。劫匪在白培中家中仔細翻找財物,耗時5個鐘頭。然后,兩人攜財物駕駛著李彩亭的車從高速公路逃往河北。由于沒有更換車牌,兩人于10個小時后便在石家莊被捕歸案。

  知情人士表示,兩名劫匪之所以在作案后敢于堂而皇之地開著李彩亭的車逃走,是因為堅信其搶劫的是對方非法獲取的財產,對方不敢報案。而且,此前山西省就有官員家中被劫后,選擇不報案。但是這次不同,白培中妻子選擇報案,而且警方只用了十個小時就將小偷抓捕歸案。

  一封匿名郵件向媒體爆料聲稱,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家中被劫數千萬現金,其妻報案謊稱被搶300萬。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后,總價值卻是近5000萬元東西,其中:人民幣600萬元,港幣100萬元,美元27萬元,歐元300萬元。金條七八公斤,另外還有名表、鉆戒、項鏈等名貴奢侈品。

  對于實際失竊金額,太原警方仍不愿透露。接近太原警方人士表示,白培中家實際失竊金額超過1000萬,但并未達到網上傳言的5000萬之多,而且在對其中的珠寶、手表等貴重物品定價的問題上,意見尚未統一。

  有知情人士透露,被劫案曝光后,山西焦煤集團一些人士一直認為白培中不會有事。但是40天后,白培中即被免去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和黨委書記的職務,有消息稱其已被“雙規”,但此消息未獲山西官方證實。

  2 失竊葬送前程

  白培中1963年生人,在這宗盜竊案之前,白培中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在擔任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之前,白培中先后任霍州煤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山西忻州市副市長。

  2006-2008年,在白培中擔任忻州副市長期間,其主要負責工業及安全生產等工作。2006年11月5日,忻州地區曾發生47人死亡的焦家寨礦瓦斯爆炸事故,但白培中并未受到該事故影響,并于2008年4月出任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白培中上任不到一年,山西焦煤集團下屬屯蘭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70余人,白培中被行政記大過處分。2010年3月,山西焦煤集團參股建設的王家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38人遇難,但由于該礦主要由中煤集團的隊伍進行建設和管理,山西焦煤集團及白培中未受到牽連。

  一位與白相識的山西省委官員稱,白能夠穩扎穩打一路晉升至焦煤集團董事長,自有其“為官之道”:勤奮好學,做事比較謹慎,并不張狂,為人也謙遜和藹。“不和領導搶功鬧意見,不容易讓人產生戒心。”這位人士評價說。

  2011年,白培中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晉升機會。這緣于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的淡出,使得山西省需要一名官員接手副省長的職位。執掌山西第一大企業的白培中在這一競爭中被認為機會最大。

  10月31日,白培中當選中共山西省第十屆省委委員,為其晉升山西省副省長開了個好頭。因為其工作能力一直受山西省領導肯定,當時山西官場已經認定副省長一職非白培中莫屬。但就在即將晉升為副省長的過程中,白培中家中被盜,警方查出其失竊金額嚴重高出其應有收入,給這次晉升蒙上陰影。直到匿名郵件爆料并形成輿論后,白培中被免職。

  3 白培中其人

  1963年10月,白培中出生在山西五臺縣劉家寨村。據其同鄉介紹,白培中兒時家境貧寒。

  1983年,白培中從原平一所煤礦學校畢業,來到霍州的礦山,擔任機電設備公司技術員。白當年能躋成為技術員并不易,技校畢業生一般需找門路才能進。山西焦煤集團一名人士評價白培中“會來事兒”,并稱白曾在中學時期,贈送給任教老師一輛自行車,以謝師恩。

  在霍州礦山,白培中以平均三年一級的速度晉升,從副科長、團委書記到礦長、總經理,并于37歲時執掌霍州煤電集團。白被免職后,在霍州煤電的貼吧,不少員工認為白在任時的表現“可圈可點”:2004年11月,其原煤產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白也因此獲得2005年“全國勞動模范”稱號。

  白在公開場合介紹霍州煤電發展經驗時,曾不止一次重復一句話:“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紅燈繞著走,沒有燈光摸著走,永遠不停往前走。”只是這一次,不知白培中要怎么走。

  黃舒生:在異國貪污受賄的代價

  打擊犯罪國際化合作正加強,在外國涉嫌犯罪亦難逃法網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4月16日,《朝鮮日報》報道,中國某國營航空公司韓國本部部長黃某涉嫌受賄與貪污公款,于2月20日被韓國警方控制。業內傳聞,報道中所指黃某系東方航空公司的黃舒生。4月30日,東方航空公司宣傳部證實了此消息,稱黃舒生為東航股份公司營銷系統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已在韓國被拘,具體情況韓國有關當局正在調查。

  這是黃舒生案情的最新報道。后有媒體稱黃舒生落馬禍起于國航舊賬,但尚未得到證實。

  1 東航高管韓國落馬

  在韓國落馬,黃舒生把中國國企的臉丟到了國外。資料顯示,1992年9月,中國民航駐韓國辦事處在首爾正式成立。黃舒生作為工作人員,參與了辦事處的籌建工作,見證了第一班中國民航客機在首爾金浦機場降落,黃舒生在韓國工作已經有約20年時間,主要負責東航在韓國的客、貨運業務。

  《朝鮮日報》稱,黃舒生涉嫌以將韓國D公司選為中國貨運運輸方為交換,從該公司那里收取46億多韓元(約合人民幣2783萬元)。2007年到2011年年初,黃舒生共受賄60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630萬元)。檢方還掌握到,黃舒生還貪污公款44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62萬元)。2月20日黃在韓國首爾被仁川檢察廳拘留。

  報道還稱,2月20日,韓國檢方闖入黃某所住的別墅時,黃某當場從二樓跳下致左腿骨折。4月10日黃某又通過醫院緊急樓梯逃跑,12日再次被捕。韓檢方對此表示:“根據韓國法律,黃某會被判5年以上。而在中國,身為公務員的黃某,很難避免死刑,因此不顧一切地逃跑。”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辛正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此事上,中國和韓國都有司法管轄權,一般來說,中國公司有關人士收受了韓國公司賄賂,韓國司法部門是一定要管轄的。“按法律原則來說,這種案子一般是按屬地原則進行審判,應該是在韓國受審。”

  2 打擊犯罪國際化合作強化,國外也非安全地

  近年來,企業家犯罪涉及國際因素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根據《法人》雜志特約研究員王榮利發布的2011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2011年,除黃舒生在韓被拘留外,外逃至澳大利亞8年的原廣東省南海市置業公司經理李繼祥,因洗錢等罪被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高級法院判決入獄26年,其轉移至澳大利亞的4000萬元財產,已有近3000余萬元收繳至國內。

  隨著國際化案件的增多,打擊犯罪的國際化協作加強。這也是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呈現的一個重要特點:

  首先追逃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取得了重大成果,外逃加拿大12年的賴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國;外逃到加拿大的曾漢林已被遣返回國;在重慶“打黑”中涉案的王婉寧被從菲律賓引渡回國;

  其次,外逃貪官雖未被引渡回國卻可以在外國受到法律追究,如外逃到澳大利亞的原南海市置業公司(國有企業)經理李繼祥被澳大利亞以洗錢罪和利用犯罪收益罪判決入獄26年;

  第三,外逃犯罪嫌疑人回來后被依法審判,如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何志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被抓獲,被以貸款詐騙罪等判處無期徒刑;

  最后,在外國涉嫌犯罪的亦難逃法網,如東方航空駐韓國辦事處總經理黃舒生在韓國涉嫌貪污、受賄被韓國方面拘留。對黃舒生的案子,如果中方認為有必要在中國審判,可通過外交途徑交涉。但法律人士認為,這種可能很小,畢竟不是貪官外逃。

  張長順:最神秘的受賄國企高管

  張長順算得上是2011年度最神秘最敏感的涉嫌受賄的國企管理者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張長順是最神秘的涉嫌受賄的國企管理者。2011年1月5日,經安徽省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對張長順嚴重違紀問題調查,并采取“雙規”措施。此后便沒有關于張案進展的明確消息。

  《法人》記者在百度上輸入關鍵詞“張長順受賄”,可以搜到《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理張長順受審》的消息,網頁來源顯示安徽法院網訊,但是該文鏈接無法打開。而媒體也沒有對此進行任何報道。但是從百度搜索出來的提示語可以得知,11月4日,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由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的張長順受賄一案。

  2011年4月30日,皖能電力發布公告稱,公司監事會主席張長順因個人原因暫時無法履行公司監事會主席職責,為確保公司監事會正常開展工作,公司監事會指定公司監事史建偉為公司監事會臨時召集人。

  5月初,有媒體質疑張長順的去向。當時的公開資料顯示,張長順還擔任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歷任安徽省鹽業總公司總經理,安徽省鹽務管理局副局長、局長、黨支部書記。3月25日,張長順提出辭去省十一屆人大代表資格。4月27日,合肥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決定:接受張長順辭去省十一屆人大代表資格請求,報省人大常委會備案、公告。而在今年3月16日,皖能電力召開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監事會主席張長順卻“因公出差”授權委托史建偉監事主持會議并代為行使表決權。

  但是2012年1月19日,《法人》記者在任何公開資料中已經無法找到張長順任職安徽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的信息,且安徽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官網上也無任何有關張長順的信息。

  由于無任何關于張長順案件進展的公開信息,張長順成為2011年最神秘敏感的涉嫌受賄的管理者。

  黃建華:權大勢大胃口大

  秦皇島港“世界最大煤炭輸出港和散貨港”的獨特地位,在港口核心業務領域內壟斷式的話語權,這些都為黃建華騰挪尋租制造了巨大空間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11月3日,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黃建華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黃建華被認定受賄2023萬余元,由于判決后未提出上訴,目前已開始服刑。

  案發前,黃建華為河北港口集團董事長,自2010年7月開始,河北省紀委牽頭開始調查河北港口集團。同年12月4日,河北省國資委負責人在秦皇島港處級以上干部大會上宣布:河北港口集團董事長黃建華因涉嫌違紀違法已被“雙規”。至2011年11月,河北港口集團所轄范圍的企業員工,相繼有百余人接受調查和訊問。調查的核心,基本圍繞黃建華。

  1 穩扎穩打走上高位

  1956年出生的黃建華,博士學歷,秦皇島本地人,在秦皇島港供職,見證了秦皇島港逐漸壯大的過程。黃建華從河北省機電學院畢業后,進入秦皇島港工作,早年為一名普通的技術人員。

  1990年,黃建華出任秦皇島港電力供應公司副經理,不久升任經理。2002年,按照國務院對港口管理體制改革的統一部署,秦皇島港務局由原中央直管企業下放至河北省,同年9月改制為秦皇島港務集團有限公司,聶振一出任董事長,黃建華出任總經理。

  知情人介紹,黃建華屢獲晉升,一方面因其能力,另一方面則有賴于聶振一的賞識和信賴。在秦皇島港劃歸地方后,聶振一曾出任秦皇島市委常委、市委副書記。2006年,聶振一退休后,黃建華接任董事長。

  隨著樞紐地位和在資源流動、產業聚集、經濟輻射三個方面的能動作用日顯重要,港口已由原來以裝卸、倉儲為主的單一服務,正向滿足供應鏈全過程需要的物流服務轉變。

  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9日,河北港口集團在石家莊成立,黃建華出任董事長。河北港口集團主營業務為港口經營,控股秦皇島港。后者目前擁有九家港務分公司,其中煤炭業務由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九港務分公司共同經營;貨物運輸由雜貨港務分公司和第八港務分公司共同承擔;油品運輸由第一港務分公司經營管理。

  黃建華主政河北港口集團期間,除了港口業務整合上市這一大環境外,秦皇島港還面臨下屬公司改制、港口東遷和山海關港口建設。再加上秦皇島港“世界最大煤炭輸出港和散貨港”的獨特地位以及在港口核心業務領域內壟斷式的話語權,這些都為黃建華騰挪尋租制造了巨大空間。

  2 胃口隨權力水漲船高

  1990年,黃建華出任秦皇島港電力供應公司經理時,即開始利用手中權力尋租。司法材料顯示,黃建華第一次受賄,在1995年。

  1995年,秦皇島港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能源輸出港。隨著港口業務的升級,配套設施也需要更新換代,其時電站的擴容由黃建華主管。為承攬秦皇島港煤四期110KV的變電站項目,時任中國港灣建設集團公司電氣部副經理的黃素珍找到黃建華。黃建華不僅在職權范圍內給予黃素珍便利,還幫助其協調秦皇島當地的電力部門。為表感謝,黃素珍先后送給黃建華30萬元。

  港口主業是黃建華當然的第一尋租平臺。根據《秦皇島港煤炭運輸業務辦理辦法》,煤炭經銷企業辦理貨運不僅手續繁瑣,收費名目也繁多。為簡化事務性手續、減免部分收費、減少煤炭在中轉中的損耗以及獲得優先靠泊的權利,秦皇島中電能燃料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曉博及其妻李海紅找到了黃建華,黃為其順利解決了問題。作為回報,兩人將70萬元現金交給了黃建華和黃妻馮國雯。之后,馮國雯將71萬元現金分數次匯到李海紅名下的房產公司賬戶。黃建華僅花費1萬元即在海南購得住房一套。

  除港口主業外,輔業改制也是黃建華重要的尋租口。2004年,秦皇島港即開始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工作,先后制定了“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總體方案”和“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流職工安置方案”。從司法材料上看,黃建華案情主要涉及兩家企業的改制:一是北方化肥配送有限公司;二是方大公司。在此期間,黃建華接受宿澤清等人贈送的價值為37.4萬元的迷你寶馬車、價值120萬元的聯排別墅以及耗資390萬元的裝修。

  3 一權獨攬,家天下

  縱觀黃建華受賄案情節,從人力資源調配,到港口工程承攬,到下屬公司股權變動甚至欠款糾紛,再到港口核心業務乃至物流場地的分配,黃建華的身影隨處可見,可謂“一權獨大”。對于這種國有大型企業的準行政權力,內外部監督卻乏力不善。一位接近此案的秦皇島港的一位人士所言:“一段時間內,黃建華幾乎把秦皇島港搞成了‘家天下’。”

  由于職工就醫、生活、職工子女上學都在港區范圍內,偌大的秦皇島港在秦皇島市地位特殊,與外界交流不多,相對封閉,又因經濟權重,可謂一個“獨立王國”。秦皇島港內部人士稱,黃建華對待下屬也說得過去,不過在港口高層內頗受非議,因其行事霸道,排斥異己,一些高層也“不得不看黃的眼色行事”。

  也正因為如此,黃建華受到多番舉報。2010年7月,河北省紀檢部門進駐秦皇島,開始全面調查黃建華。一年后此案審理終結,大權獨攬的黃建華接受了死緩的一審判決,并未上訴。

  (本文重點參考《財經》報道)

  戴偉中:擁有8套房子的臨港集團副總裁

  至案發前,戴偉中及家人在上海共擁有8套房產,出庭時還向辯護律師及旁聽席上的昔日同事點頭致意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11月10日,戴偉中被押送上了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庭。被捕之前,戴偉中的職務是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臨港集團”)副總裁、臨港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臨港建設”)法人代表及董事長。站在法庭上的戴偉中身穿米色夾克衫,精神頗好,出庭時還向辯護律師及旁聽席上的昔日同事點頭致意。

  根據檢察機關指控,戴偉中于2004年至2011年,利用職務便利,為朱水忠等人在工程建設中謀取利益,共收受賄賂804余萬元、美元2萬余元。至案發前,戴偉中及家人在上海共擁有8套房產。

  1 大權在握

  戴偉中,1963年出生,上海人,仕途一帆風順。2003年,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他調任正在籌建的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擔任總裁助理。

  一年后,戴便升任集團副總裁,并兼任該集團全資子公司臨港建設的一把手。此后,戴偉中在集團公司一直負責規劃、基建、工程、招商等重要職責。

  臨港集團成立于2003年9月,注冊資金30億元,上海久事集團、上海同盛投資集團等5家國有企業是其股東。2011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過市國資委再向臨港集團注資30億元,總共60億元,作為臨港產業區的發展資金。與此同時,臨港集團通過銀行融資累計約300億元,用于產業區建設發展。

  此外,在2011年3月16日交運股份(600676)(600676.SH)一份《向特定對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預案》顯示,臨港口岸碼頭目前正處于建設期,預計2011年底逐步投入試運行,擬建成3個2萬噸級雜貨泊位、1個2萬噸級汽車滾裝泊位、5個5000噸級雜貨泊位,具有口岸服務功能,將經營大件雜貨碼頭及相關物流業務、汽車碼頭及相關物流業務、港口增值及支持業務等。

  種種資料均表明,近年來臨港集團所肩負的基建任務是巨大而繁重的,戴偉中正是負責這一切基建的決策人之一。

  2 東窗事發

  大權在握的他終于沒有經受住金錢的考驗。2011年6月14日,根據群眾舉報,上海市紀委對戴偉中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調查。后戴偉中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刑事拘留。

  起訴書顯示,2004年至2011年,戴偉中利用分管規劃、基建、工程等職務便利,為朱水忠(另案處理)在工程建設中謀取利益,收受朱水忠賄賂共計804萬余元。朱水忠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該公司不具備承接臨港集團工程的資質,為此,朱水忠將公司掛靠在南匯水利、寶業建設、長業集團的名下。在戴偉中任職期間,朱水忠承接了與臨港集團有關的18項工程,項目資金合計3.97億元。

  為了從戴偉中手中拿到項目,朱水忠費盡心思討好戴偉中。小到筆記本電腦、 iPad平板電腦,大到房子車子、從戴偉中自己到戴偉中的妻兒,只要戴偉中有需求,朱水忠就不遺余力地為戴買到,并送到戴的手上。

  2005年至2006年間,戴偉中購置上海市芙蓉江路388弄兩套房產時,朱水忠以銀行匯票、支票等形式送給戴錢款780萬元;2007年至2011年,朱送給戴“出國零花錢”15.76萬元,美元1萬元及蘋果牌、索尼牌便攜式電腦各兩臺;2008年至2010年間,朱又送給戴兩臺索尼電腦和兩臺iPad平板電腦。朱水忠還為戴偉中的兒子支付了去美國參加夏令營的3.76萬元費用和8萬元出國保證金。

  此外,戴偉中還在2005年至2010年間,收受賈某以送兒子出國留學等名義給予的美金2萬余元。

  戴偉中當庭認罪,但對受賄數額存在異議,認為780萬元是向朱水忠“借”的錢。戴偉中表示,在2010年8月紀檢部門談話后,他已將借款及利息共985萬元全部歸還給朱。

  3 貪得無厭

  胖胖的、個子不高、面相隨和的戴偉中卻有一顆貪得無厭的心。自己買房,別人掏錢,出國還收取別人給的“零花錢”和電腦。

  戴偉中并不缺錢。據戴偉中交代,他任職期間年薪60余萬元,妻子年薪也有10多萬元,他很早就開始買房投資,兩人還有股票及房屋出租的收入。但令人困惑的是,2005年4月到2010年12月間,戴偉中竟在股票中投入了568萬余元,卻不肯把錢用來支付房款。

  在庭審調查中,戴偉中及其辯護人均表示,股票是因為虧了錢沒辦法拿出來,不舍得“割肉”。但根據公訴人的調查,在2007年10月22日至2008年的5月12日期間某個下跌較兇的時點,戴偉中反而在不斷地投錢,共計投入92萬元。據此,公訴人認為戴偉中并非是被套牢而是在抄底;并非是虧得很厲害沒辦法拿出錢,而是根本沒有考慮到還錢。

  案發前,戴偉中擁有的房屋共8套,分別位于帝景苑、虹橋新城、世紀之門、仁恒河濱花園等高檔小區,而此次涉案的,則是在戴偉中妻兒名下的仁恒河濱花園2套房產。

  當公訴人問及這些房產為何沒有按照“市管干部”要求進行財產申報時,戴偉中表示,因為“這些房子是過去沒有擔任領導職務時買的,當領導之后覺得房產太多影響不好。”

  本案未當庭宣判,截至發稿時,尚未作出判決。

  蘇越:折戟商場的音樂人

  從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人到階下囚,是什么毀了蘇越?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11月23日,在上訴期限的屆滿之日,蘇越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訴書,案件進入二審程序。11月10日,一審法院認定蘇越的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結果對于蘇越來說太沉重了,無期徒刑很有可能意味著56歲的蘇越要在監獄中度過余生,更讓他不能承受的是,“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意味著我寫的所有的東西都不能被發表,可能也就寫了給獄友聽聽唱唱。”說出此話的時候,蘇越百感交集。

  《血染的風采》、《黃土高坡》……上個世紀80年代很多膾炙人口的歌都出自蘇越之手。90年代,蘇越從日本鍍金回來后,把文化當成產業做,蘇越也轉身成了老板,捧紅了一批人,投資了一批熱播劇,結局卻是鋃鐺入獄。對于一個音樂人來說,也許商場是其不能承受之重。

  1 遙想當年,窮并快樂著

  三十年前身為音樂人的蘇越何等意氣風發。一曲《血染的風采》婦孺皆知,《黃土高坡》刮起的“西北風”更是吹遍了華人世界,蘇越的原創音樂理念和“西北風”風格整整引領了一個時代。

  成名前的蘇越也是飽經磨難。其中廣為傳播的一段是,三歲時耳膜穿孔,當過農民、賣過紅薯、進過福利工廠,考過各種文藝團體,幾經風雨幾度沉浮,始終不變的是一顆熱愛音樂的心,最終,中學時開始拉小提琴的蘇越,于1978年考進總政歌舞團擔任演奏員,從此他就在中國原創通俗音樂的漫漫長路上下求索。

  蘇越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外向直爽,自己生活節儉,對朋友卻很大方。這讓他在圈內圈外積累了頗好的人緣。著名歌手黃格選是蘇越一手培養起來的,在他眼里“蘇越生活簡樸,待人熱情”。黃格選回憶,當年初到北京的他舉目無親,蘇越對其非常照顧,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蘇越經常接濟黃格選等初到北京打拼的歌手,經常請他們去自己家里吃飯,外出吃飯也都是蘇越買單。那個時候,事業剛起步的黃格選把蘇越看做唯一的依靠。

  在總政歌舞團的時候,蘇越在中國唱片總公司兼職,做過蘇小明的唱片,1985年成為“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的音樂總監,1987年、1988年先后推出的《血染的風采》、《黃土高坡》讓蘇越抵達了藝術道路上的巔峰。但是巔峰時期的蘇越也并沒有多少錢,據蘇越前妻,87版“紅樓夢”演員安雯透露,“《血染的風采》只賣了36元錢,《黃土高坡》好些,也只賣了76元”。

  1987年蘇越留學日本,安雯也隨之前往日本研究戲曲戲劇文學。安雯說,那時音樂人遠沒現在的有錢,“開始我們過得很苦。”那年元旦,她和蘇越兩人買了一罐啤酒,一根硬得不得了的油條,坐在廣場上,一人一口啤酒、一口油條。她說:“看著熱鬧的人群,雖然清苦,但仍然開心。”

  上世紀90年代,蘇越帶著把文化做成產業的夢想回國,開始了他經商的生涯。

  2 商場搏殺:風光背后的苦澀

  1995年,蘇越成立了北京萬森文化公司,此后他先后創辦了包括擔保公司、文化公司等在內的10家企業,但除了萬森文化公司和2003年成立的無錫太湖傳媒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外,其他的基本為空殼公司。

  變身為企業家的蘇越表面看來無限風光,在最初一段時間,借助自己的聲望和好人緣,他確實把事業做得風生水起。2004年左右,蘇越的事業達到頂峰,投資了《長河東流》、《城市邊緣人》、《永恒戀人》等影視劇,包括后來很有名的《武林外傳》、《大人物》等作品。投資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股東的投資,二是金融機構和信托機構,三是社會上的合作伙伴,各占三分之一。此外,蘇越還為中國歌壇培養了大批人才,有“樂壇伯樂”之稱。他曾簽下或代理過的歌手有白雪、戴嬈、李慧珍、酒井法子、張恒、酒井美子、高楓、謝東、楚童、楚奇、黃格選、安雯等等。

  因為看到勢頭很好,蘇越從2005年開始準備擴充規模,希望公司能早點上市。但沒想到的是,2006年由于蘇越準備在中央電視臺大量推出作品,壓的資金將近一個億,造成資金困難,公司開始出現巨額虧損。

  彌補虧損的合法途徑有很多種,但愛面子的蘇越不愿讓股東知道公司虧損,于是采取拉新項目和新投資款進來的方式,以彌補損失。蘇越說,當時全球經濟形勢不好,合作伙伴都希望短期能獲利,咬著牙答應了。然而很多項目還沒有做就到期了,無奈之下,只好借高利貸還款。他甚至背著妻子將家里的房子和車變相抵押,妻子多年的存款也被全部偷取出來用于還債。

  2007年,巨額債務已壓得蘇越無法喘息。至案發時,負債達上億元,光利息就達6000余萬元。為了償債,蘇越采取了更冒險又愚蠢的方式,他虛構公司具有承接北京奧運會巡回演出活動的資格,以投資迎奧運巡演、籌借迎奧運巡演資金為由,與信怡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咨詢分公司負責人、包頭市興華信用投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及個人于某,先后簽訂多份《投資合作協議書》、《借款合同》等,騙取兩家公司及于某5746萬余元。

  2010年3月東窗事發,蘇越因涉嫌合同詐騙被刑拘。此前,蘇越曾歸還2902萬余元。2010年9月,蘇越又因拖欠信用卡欠款113萬余元又成了被告,他在資金上的捉襟見肘由此可見一斑。

  3 什么毀了蘇越?

  蘇越在法庭上說:“從借錢那天起,我就想著去還,但沒想到沒有時間了……”即使單純從做人的角度看,蘇越也是本質淳厚。出事前,他還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流行音樂學會副主席。

  中國流行音樂學會秘書長金兆鈞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和蘇越私交不多,但通過僅有的幾次工作接觸,已令人感到他非常有才華。“當時蘇越已功成名就,但并不見他出手闊綽,大家吃飯都是去一般的餐廳、吃的都是家常菜。他和蘇越吃過三次飯,兩次是蘇越請客。”金兆鈞說。

  從一個才華橫溢的音樂人到階下囚,是什么毀了蘇越?

  收藏馬未都看到蘇越的新聞“心中五味雜陳”,與蘇越雖沒有私交,卻在第一時間發表博文評論蘇越事件,馬未都對蘇越被判無期徒刑深感惋惜。“一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是不知商場的血腥的,那才是血染的風采呢!蘇越一個書呆子型的企業家,都是讓社會逼的,逼他走向絕路。實際上在當今社會,藝術家被逼成企業家的比比皆是,即便沒入獄也是傷痕累累。”

  蘇越的悲劇與制度的缺陷不無關系。蘇越倒在資金鏈斷裂上,但是他本可以很有錢,只憑借他那幾首廣為傳唱的歌曲。正如馬未都所言“如果,我們國家尊重作者的權益,尊重知識產權,僅蘇越創作的歌曲價值就過億。KTV里每一個人唱蘇越的一首歌給他一分錢,他的歌就不止這點錢”。

  蘇越一審判決出來后,其前妻安雯出面呼吁企業家和個人能夠給蘇越以捐助,同時希望收回蘇越音樂作品的香港版稅(內地版稅顯然沒有指望,編者著),用這些錢彌補受害者的損失,從而減輕蘇越所受到的懲罰。對于安雯的呼吁,有人質疑我們為什么要給蘇越捐助?南都特約娛評員韓松落撰文表示:“因為,我們欠他的。”《血染的風采》稿費36元,《黃土高坡》76元,而1990年時這兩首歌在香港版權協會的版稅,就已達到九百多萬港幣。“創作者的權益,是一直被拖延、被擱置、被無視的。難怪實體書店倒閉、電子書蔓延,內地創作人和書商一起惶惶難以終日。”韓松落在文中說。

  “所謂百感交集,大致如此,一棵樹倒了,命運浮現出來,一棵樹倒了,整個森林窺見了自己可能的未來。最敏感和最被無視的,在蘇越身上打了一個結,而這個結,或許會在太晚的時候,才被打開。”韓松落這段話是對蘇越悲劇的最好注解。

  吳尚澧:興邦神話的誕生與破滅

  非法集資是懸在民營企業家頭上的一把利劍,也是民營企業家落馬最密集的雷區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09月13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亳州興邦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興邦公司”)特大非法集資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對首犯吳尚澧判處死刑的一審判決。一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興邦公司非法集資案涉及27個省市4萬多人,涉案金額高達37億多元,并造成24億多元集資款無法返還。作為興邦公司創始人,吳尚澧以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目前該案正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階段。其死刑復核階段主辯護人陳有西為吳尚澧做無罪辯護。判決出來后,興邦公司投資人在網上貼出了文章《一個中國杰出徽商的悲慘命運——比吳英還冤的吳尚澧》為吳尚澧喊冤。是受害人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么?還是事實是另外一個樣子?

  1 興邦神話

  1998年,剛剛27歲的吳尚澧用自己和母親從事藥材經營賺來的50萬元注冊成立了(安徽)亳州興邦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興邦公司號稱是“亳州市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有高級畜牧師身份的吳尚澧最初從事的是養殖螞蟻,剛成立時,興邦公司只有幾名員工。

  僅僅8年的時間,興邦公司就做到總資產達20多億元、擁有15家分公司和1000多家專營店、員工近萬名的規模,期間該公司及其創始人吳尚澧獲得的各類獎項“堆積如山”,吳尚澧也被譽為“興邦神話”的締造者。

  興邦公司最初項目是養殖螞蟻,不久資金鏈斷裂,又換項目養土元、釀造葡萄酒,直到選擇了仙人掌,項目才穩定下來,興邦公司稱推出的“米邦塔”仙人掌項目是農業部優農中心從墨西哥引進的,屬于國家“948”項目。與其他集資無二致,興邦公司的集資也是以高額回報為誘餌,以其大規模推廣的五年期《仙人掌聯合種植合同書》為例,該合同約定客戶每畝投資2.8萬元,第一年不返利,第二年返還3萬元,第三、第四、第五年各返還2.4萬元,即五年返還10.2萬元,公司另支付7%的業務提成。

  吳尚澧很會利用媒體和專家造勢,從2003年到2008年,《人民日報》、《農民日報》、《中國食品報》、《經濟日報》、《安徽日報》等主流媒體先后發表了幾十篇興邦公司及其產業的文章,有專家還高度評價興邦公司的融資模式,稱:“這種方式實現了資金融通模式的創新,把投資與融資結合起來,克服民營中小企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問題,同時,也為民間資本找到了一條較好的投資渠道。這也是區別于其他類似民間融資方式的重要因素。”

  興邦神話的秘密其實很簡單,借助各種項目向普通老百姓集資,配合媒體宣傳,效果就出來了。“興邦模式”得到眾多公司的模仿,安徽省公安廳曾對全省67家募集資金的公司注冊時間進行分析,除興邦公司注冊于1998年外,其他公司大多成立于2004年至2005年。而后成立的同類公司的注冊人,很多都曾在興邦公司工作過,效仿興邦公司的“生財之道”注冊公司募集資金,這些效仿公司在興邦公司出事前已經紛紛落馬,其中包括影響頗大的“萬物春”老總唐亞南案。

  2008年12月興邦公司也終于案發,吳尚澧及其公司39位成員被立案追究。

  2 罪與非罪之爭

  9月13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終審判決吳尚澧死刑立即執行,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認定,興邦公司非法集資案涉及27個省市4萬多人,涉案金額高達37億多元,并造成24億多元集資款無法返還。如此情節,對首犯吳尚澧判處死刑似乎并無不當。

  但是吳尚澧的一二審辯護人葉星林律師以及死刑復核程序中陳有西、苗宏安等律師組成的的辯護小組都認為吳尚澧不構成集資詐騙罪,判決其死刑確有不當,不能核準死刑。死刑復核程序的四位辯護人還明確提出期望由重審法院判決吳尚澧無罪。

  司法機關與辯護人之間不是罪輕罪重的爭議,也不是一般的有罪與無罪的爭議,而是一方認為無罪,一方認為是死罪的極端爭議。

  一審、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吳尚澧等人策劃、組織,以機構較為健全、規模龐大的興邦公司為依托,以經營投資、產品銷售等合法形式為“幌子”,以高利返還為誘餌,誘騙群眾參與非法集資,從養殖業、種植業不斷向房地產等行業滲透,涉及安徽、江西等27個省、區、市4萬余名受害人,非法集資數額高達37億多元。

  法院方認為興邦生產經營只是集資詐騙幌子的依據是,吳尚澧等人以各種項目集資37.16億元,但其仙人掌種植、酒類、保健品等所謂主營業務成本卻僅有1.86億元。而且在非法集資被嚴厲打擊后,興邦公司又打起了房地產的主意,在其海南房地產項目中,轉單高達17.3億元,其中新集資款僅1.87億元,大部分還被用于公司運轉和返還一部分到期集資款,實際上此時尚未返還的集資款本金已超過24億元,吳尚澧等人根本沒有資金開發所謂的海南項目。

  而吳尚澧的辯護小組認為,集資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有關金融法律、法規的規定,使用詐騙方法進行非法集資,擾亂國家正常金融秩序,故意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且數額較大的行為。本案不具備“虛構事實”這個集資詐騙罪的法定要件,因為“米邦塔”仙人掌項目以及萬畝基地是客觀存在的、關于千畝基地和萬畝基地的稱謂并不是虛假宣傳、海南的地產項目是真實存在的、興邦公司獲得的歷年各種榮譽是真實的。

  陳有西等辯護人還指出,吳尚澧并無非法占有的目的,也無非法占有的事實,犯罪構成要件根本不能成立。全案指控吳尚澧是個人犯罪集資詐騙了37億,而又指控其侵吞80萬的集資款。辯護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數據差別,一個詐騙了37億的人,怎么可能自己只得到80萬?常識就可以知道此案定性的疑問。

  3 民營企業家永遠的痛

  非法集資是懸在民營企業家頭上的一把利劍,這里是民營企業家落馬最密集的雷區,卻又是他們為了企業生存、發展很容易踏入的雷區。2011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1年涉嫌集資詐騙的民營企業家有13例,如果加上合同詐騙、貸款詐騙、信用證詐騙、詐騙罪,則各類詐騙案例有41例,占2011年民營企業家涉案案例的近40%。

  民營企業融資難,銀行不待見,很多時候是被迫去民間融資,正如吳尚澧的辯護小組在辯護詞中所言,中國民營企業沒有國家財政支持和銀行信貸支持。發展快的大型民企,向社會融資是普遍現象,并得到政府的一貫支持,辯護小組認為,興邦公司的融資模式符合安徽當時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在2003年到2008年之間,安徽政府出臺各種政策啟動民間資本,鼓勵支持和引導民間融資行為。

  至少在當時,“興邦模式”曾被當成一種創新來看待,所以才會得到眾多企業的追棒效仿,其自身也存續二十年,并不斷發展壯大,直到出事。京都律師事務所“刑辯八杰”之一的朱勇輝律師表示,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敗在了“創新”上,這些“創新”的經營方式往往伴隨著極高的風險,就像一場賭博,成則贏得光環無數,被視為改革家、弄潮兒,敗則帶來刑事風險,成為階下囚。

  有一個現象值得玩味,興邦公司出事后,數萬投資戶不但不恨吳尚澧,反而想努力幫助他,為他喊冤;根據陳有西等律師的說法,案發前沒有任何人報案上訪,公安立案抓人后,反而出現了上訪和自殺現象。恍如當年孫大午案的情形,受害人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癥么?還是事實是另外一個樣子?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半多未了的吳英案有了終審判決。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一案進行二審宣判,裁定駁回被告人吳英的上訴,維持對被告人吳英的死刑判決,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從中或可窺見吳尚澧案件的走向。

  彭治民:一個黑老大囂張時代的終結

  請明星為開發的樓盤代言,花錢拍電影,做人大代表,這些都是彭治民為自己精心編織的合法外衣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2011年11月22日上午,原重慶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二審公開宣判。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彭治民等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即彭治民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濫伐林木罪、高利轉貸罪、行賄罪,數罪并罰,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有著“重慶最大地主之一”之稱的涉黑老大彭治民,在一些人認為“這一波打黑除惡風暴過去了”的時候落網了。這是自重慶開展打黑除惡行動以來,落案的又一重量級富豪。讓彭治民落馬的是成功摧毀文強、彭長健等重量級黑惡勢力保護傘的重慶公安局“091專案組”。

  1 錢能擺平一切

  媒體喜歡用彭治民視察工地的場景為他做開場描述,這最能刻畫彭治民的形象。

  2005年,慶隆南山高爾夫項目建設現場,彭治民視察工地。入口處,約40名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腳穿高幫馬靴、腰間還別著對講機和電警棍的保安,分4排列隊集合。“敬禮!”保安齊刷刷地敬了軍禮,然后大喊:“彭——總——好——”彭治民說:“同志們好!”走了幾步,彭治民說了句:“同志們辛苦了!”保安們又齊聲喊:“為彭總服務!”

  這一幕,來自彭治民的親口交代。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畫面,讓彭治民自我感覺“最為良好”。彭治民告訴專案組的辦案民警,這樣的場景讓他極為振奮,因為,他花了大量人力和財力打造的這支負責處理突發事件的“地下出警隊”,讓他感覺“很正規”,能夠“絕對服從指揮”。也正是靠著這支私人“武裝”,彭治民涉黑團伙為非作歹、恐嚇群眾、肆意傷害無辜,短短十來年間聚斂了數十億的財富。

  彭治民今年47歲。年輕的時候,曾因為偷東西被處治安拘留,但這次處罰并沒有讓彭治民吸取教訓。3個月后,因為犯下盜竊罪,彭治民被法院判刑1年半。服刑出來后,彭治民找了個單位上班。但是不到兩年,他坐不住了。“我從坐牢出來就開始想著做生意發大財。”彭治民聽說倒賣香煙很賺錢,從1983年開始,就做起了倒賣香煙生意。在巨額的利益誘惑下,他一直鋌而走險,10年間獲利2000萬余元。

  倒賣香煙,不僅讓彭治民挖到了第一桶“黑金”,還讓彭治民總結出了一條為人處事的邏輯:“遇到事情用錢擺平就是了。”直到面對專案組民警,彭治民也坦陳,以前倒賣香煙的時候是這樣,后來做了更大的生意也是這樣,遇到任何事情,用錢擺平就是了。

  1993年,彭治民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重慶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截至案發時,彭治民陸續成立了重慶希爾頓酒店等11個公司。彭治民很注意公司形象,他花了很多錢做廣告,包括請巨星劉嘉玲代言他開發的樓盤、花錢請明星到他開發的樓盤、拍攝《好奇害死貓》等多部電影。彭治民承認,之所以這樣做,大家一看我是明星企業,正當商人,有實力,有背景,做事就方便多了。

  2 黑老大落網

  11家企業實際上只是彭治民黑社會行徑的掩護。請明星為代言開發的樓盤,花錢拍電影,做人大代表,這些都是彭治民為自己精心編織的合法外衣。在這些美麗的光環之下,彭治民實際上做的是通過金錢、性賄賂等拉攏、腐蝕政府權力部門公務人員,借企業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林地砍伐等手段,非法占用國有林地,侵吞國有資產。

  彭治民成立重慶希爾頓酒店的目的之一就是搞夜總會,相當于酒店的一個配套實施。為此,他甚至花了8萬多美元的設計費,請美國的設計師設計了夜總會的裝修方案。據專案組查證,2004年7月18日到2010年6月18日,夜總會的營業額達5000萬元以上。從2005年至今,為組織賣淫在希爾頓酒店開房達2000次以上。彭治民在該俱樂部對多名政府官員實施了性賄賂。

  “出手闊綽是彭治民拉攏、腐蝕官員慣用的一招。”專案組干警說,彭治民涉黑團伙,不僅是在有組織犯罪,而且同時進行著有組織地賄賂官員。根據彭治民的交代,公司內部已經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只有重要官員他才出面勾兌,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員,則由分公司負責人負責搞定。比如,處級以上領導彭治民才親自出馬。

  彭治民曾于2009年4月,在重慶希爾頓酒店向涉黑罪犯、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彭長健行賄30萬元人民幣,以求庇護。在重慶自2009年6月以來開展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中,彭治民因涉嫌與涉黑犯罪分子彭長健、王小軍等人勾結,參與違法犯罪活動,即被警方多次調查、傳喚。由于當時警方掌握的線索和證據還沒有達到對彭治民等人追究刑責的程度,彭因而沒有被納入全市第一批次打黑除惡的查處對象。

  但專案組對彭治民等人涉嫌犯罪問題的調查一直沒有停止過。6月20日,追究彭治民刑事責任的證據已經充分,重慶市公安局“091專案組”決定依法對彭治民等人的犯罪行為立案偵查。同日,經重慶市渝中區第十六屆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第72次會議表決通過,許可警方對彭治民依法刑事拘留。

  3 從傲慢到懺悔

  彭治民到案初期,面對民警調查,態度非常傲慢:“我是一個合法商人,我是人大代表,我沒有做過任何違法的行為。”在最初的交鋒中,彭治民基本上都是這幾句話,他甚至還威脅辦案民警:“你們在亂來、亂整,在陷害我。我外頭還有那么多工地、那么多工人,很多事情還等著我處理。出了事哪個都負不起這個責。”

  在大量證據面前,彭治民發現百般抵賴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他終于低頭。在一份彭治民簽名捺印的筆錄上有這樣一段供述:“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年的確做了很多違法的事情,現在我愿意對自己的行為做徹底交代,主動坦白,希望政府能夠寬大處理。”在談到他動用私人“地下出警隊”犯下的多起傷害無辜百姓的行為時,彭治民說:“想起我做的這些事情,真是太瘋狂了。”他不止一次地向專案組民警表示自己罪孽深重,并寫下了悔過書。

  對重慶警方來說,彭治民的落馬也讓他們有頗多感慨。打黑除惡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艱巨異常的任務。彭治民一案也再次證明了重慶警方向市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打黑除惡工作無論涉及到誰,無論有什么背景,都將一查到底,決不手軟!”

  黑老大們的囂張時代開始走向終結。

  包崇華:“農村致富帶頭人”的悲劇

  “中國三農先鋒”、農村致富帶頭人都是包崇華自己給自己的包裝,真實的包崇華更像是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騙子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又是一個非法集資案。2011年8月2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云南金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金座公司”)非法集資4.8億余元,有3億多元未能返還,核準以集資詐騙罪分別判處兩名公司負責人死緩,其中一位就是金座公司董事長包崇華。

  在“情系三農、和諧新農村”高峰論壇上,CCTV2008年度三農人物推介活動組委會、中央電視臺《聚焦三農》欄目對包崇華有一段“恰如其分”的評價:當地很多人都把他當作神,因為他用不可思議的傳奇經歷把一座座荒山變成了寶。在他的帶動下,當地農民的收入增多了,生活也變富裕了。他就是云南金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包崇華。

  這段評價在當時看來也許恰如其分,但現在來看卻是一種諷刺。

  1 “農村致富帶頭人”

  包崇華自詡為農村致富帶頭人,現在看來他的身上充滿了虛張聲勢的味道,比如他是世界杰出華商協會的會員,在各種對包崇華正面宣傳的文章中,包崇華喜歡把這個頭銜放在第一位。2009年,包崇華還獲了兩個獎“改革開放30周年影響農村改革中國三農先鋒”、“中國驕傲——第8屆中國時代十大杰出企業家”。

  1953年出生的包崇華只有小學文化,1976年參軍入伍,任至連級干部轉業,在昆明市西山區派出所工作,兩年后下海經商,主要從事建筑工作。2000年開始,他轉向“三農”產業項目的開發,在宣威市包家灣村租賃約2500畝土地,開始了立體生態特色農業產業化開發項目的實驗,2005年10月,正式發起組建成立云南金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金座公司號稱先后建成楚雄祿豐仁興產業示范園、富民野豬園產業示范園、“金座情莊”產業示范園等大型立體特色生態農業產業示范園,組建云南崇華食品開發有限公司等6個分公司,現開發利用的生產基地已經超過10萬畝,形成一個專業從事高新農科項目研發、推廣、技術成果轉讓,發展農、林、畜、牧、藥立體農業復合型產業,生態農、副系列產品和中藥材系列產品的加工及銷售的大型農業科技企業。

  “我們做的產業是香椿,有37%的人喜歡吃香椿。我們的發展觀是支持企業的發展,讓樹長大,恢復生態,創造經濟效益。我們還養螞蟻,雞把螞蟻吃掉,把樹下的草吃掉,增加了我們的產業收入。我們現在每年向市場銷售的雞是45萬只生態雞,昆明市場的雞,銷售的是每公斤15塊錢,但是其它的雞不容易賣掉,我們的雞每公斤30塊錢都可以賣掉。”包崇華勾勒的“立體特色生態農業產業項目”十分美好。

  包崇華為金座公司設計的發展目標是:建設立體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區,通過項目建設,使項目區農業基礎設施明顯改善,提高綜合生產能力,把項目區建成科技含量高、特色突出、綠色生態、持續高效的現代農業示范區。

  2 真實的包崇華

  “中國三農先鋒”、“農村致富帶頭人”都是包崇華自己給自己的包裝,真實的包崇華更像是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騙子。借金座公司集資詐騙并不是包的首犯,早在1985年1月,包崇華就因犯詐騙罪被呈貢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1988年9月經減刑釋放。

  金座公司集資詐騙案爆發,包作為主犯在2011年5月被一審法院以犯集資詐騙罪、虛報注冊資本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數罪并罰,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余被告人被以犯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判處死緩和有期徒刑不等。

  金座公司的成立就是一個騙局,經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05年10月,包崇華在申請設立云南金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時采取欺詐手段,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工商登記,虛報注冊資本數額達500萬元。

  又查明,2007年7月15日至2009年8月17日,包崇華伙同陳文躍及一審被告人崔曉紅,以金座公司發展“三農”建設為幌子,編造事實和信息向社會進行虛假宣傳,以高額回報相誘,采用先到期集資款本息由后續集資款兌付的手段,通過設立在昆明的各個管理處,誘使不特定社會公眾向金座公司“投資”。包崇華、陳文躍、崔曉紅將非法獲取的部分集資款用于個人投資、消費和占有。

  一審判決后,包崇華等人不服,提出上訴。2011年8月2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終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何志軍:“空手道”大師

  尋找一個項目,快速介入,而后迅速賣掉——這種快進快出的投資策略和經營模式,讓何志軍駛入一片沒有歸途的險灘

  整理 本刊記者 馬麗

  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何志軍涉嫌抽逃出資、貸款詐騙、偷越國(邊)境一案,因數額巨大,被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江“貸款詐騙第一案”。

  2011年3月29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沸沸揚揚的之俊案進行開庭審理。5月20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法定代表人何志軍犯貸款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何志軍未提起上訴。

  在創業的前若干年,何志軍不斷從銀行申請貸款辦項目,怪異的是,幾乎每個項目他都迅速轉手賣掉,從不考慮長遠。到了2003年,項目作為中間環節,開始被他“省略”:虛擬項目、騙取貸款、以貸還貸、非法牟利,最后,逃之夭夭。何志軍偽造的雄厚企業形象最終讓銀行付出了13億元的代價。

  1 何志軍其人

  何志軍生于1962年,家鄉在浙江省西北部的富陽市,原本為富陽縣,后撤縣建市,成為杭州市轄縣級市,距離杭州市中心32公里。上世紀90年代,何志軍的富陽富春江工具廠在當地曾名噪一時。

  收購舊工具,賣給其他廠家,利潤一度可以達到100%。之俊集團一名前員工回憶稱,當時工具行業有全國通用的銷售價格手冊,80元的工具轉手即可以300元價格售出,工具送到工廠里幾乎不需議價。當然,富春江亦給予對方采購部門豐厚回扣。

  即使從現在看,何志軍的經營理念也頗有創意。富春江工具一名原銷售人員說,何志軍招聘計算機人才,成立電腦部,并曾自建銷售數據庫,所有銷售均有數據統計和偏好分析,應收賬目十分清楚,工具品種超過上萬余種,在過剩產品之間可以自由調劑。

  “他的原則是要掌握現金流。”該銷售人員說,“這一想法貫穿他經商始終。”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經商生涯中,何志軍幾乎從未接受過媒體采訪。即便富陽當地,多數受訪者雖與之有過不同層面的接觸,但對他的行蹤與個性,均“說不清,道不明”。曾經在之俊集團做工程項目負責人的倪文喜評價他為“急功近利”;而在一位合作伙伴的眼里,當年的何志軍“年紀輕、派頭大,城府不夠深”;受審期間,一名檢察院人士對何志軍的評價是:狡猾精明,對數字十分敏感,受審之時,相較一般人,“顯得十分鎮定,并要求自我辯護”。

  “惜命非常,且行蹤神秘,恰似戴笠。”這是之俊公司一前任高管對何志軍的評論。鐵皮楓斗剛剛面世之時,何志軍便不惜花高價購買養生,辦公室內亦有按摩椅等健身理療器材。他回憶,自2006年開始,何志軍已較少參與公司事務,“開會也要求高管們去上海”,與高管連系也只是單線聯系。

  2 用短期的錢做長期的事

  1995年,在富陽把生意做大之后,何志軍進軍杭州,成立由其個人控股的公司,之俊系就此鋪開,名下包括之俊公司、西亞公司、凱利達公司、中集公司、久源公司、晨興公司、安泰公司等。

  何志軍運作過三十多個水電項目。按照當時政策,自有資金30%以上,即可運作項目;有3000萬元自有資金,即可運作一個億的水電項目。水電的投資回報相對較高,預計投資回報年限在8年到11年之間,但問題在于變現能力,銀行無法對水電站價值進行評估。

  倪文喜曾經在之俊集團做工程項目負責人,任職期間,他曾做過工廠、水電站、大學等大型項目的負責人,浙江省內的水電站項目他就參與過至少3個。何志軍的做法就是項目建好后,立刻賣掉。“簡單來說,就是用短期的錢做長期的事情。”一知情人士評論。但何志軍實際上也從未打算長期持有一個項目,比如他介入的第一個項目,北溪水電站在建成之后短短兩年,何志軍即通過掛拍方式,將70%的股份迅速轉讓。

  管理鏈條短、風險的可預見性被認為是大批投資者介入這些小水電站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從后期來看,因財務費用和管理費用巨大等問題,何志軍并未從中獲取收益,反而虧損嚴重。何志軍幾乎不斷重復他早年在工具行業的倒賣行為:尋找一個項目,快速介入,而后迅速賣掉,這與資金的左支右絀相關。快進快出的投資策略和經營模式,讓他開始駛入一片沒有歸途的險灘。

  2004年倪文喜離開了之俊集團。“以前雖然賣掉了很多自己做的項目,但還有項目在不斷地搞,公司里有七八個主要的項目負責人。但到了2004、2005年,公司不再擴張規模,沒有項目就只能離開了。”公司里倪文喜熟悉的幾個項目均被何志軍轉手賣掉了,而且都在項目完成后不久,他覺得頗為可惜。“留著就好了,學校、房地產現在都能賺很多錢。”倪文喜說。

  3 之俊系崩盤

  在1995年至2004年之間,何志軍共完成了對143家公司的注冊,這些公司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多為走賬公司和融資公司。而通過偽造工業品購銷合同,提供虛假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復印件等方式,他在上述多個空殼公司之間相互擔保騙貸。

  案發之前的之俊公司是銀行的重要客戶,20多家銀行曾與之主動聯系放貸,“只要開口,三天之內加班加點發放貸款。”一名銀行相關人士回憶。高峰時期,何對“兩三百萬的貸款并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陪同銀行界人士參觀水電站等項目,銀行人士并未對項目表示過異議。在這場之俊與銀行滾雪球般的借貸鬧劇中,參與者都唯恐自己成為擊鼓傳花的最后一環,而何在銀行與制度的縫隙中,借勢助力。至2003年底,之俊系的貸款總額已經高達25億元左右,而其可抵押資產則全部用于還貸。

  2004年開始,之俊系公司投資的水電站雖已建設完畢,但經營狀況均一般,無法貸出上億資金。且因政策調控等原因,銀行已經開始收縮信貸。捉襟見肘的何開始向民間高利貸求助,之俊系在民間高利貸與銀行借貸之間相互拆補。

  2006年前后,之俊公司已裂痕斑斑,陷入困境,卻仍竭力給外界資金雄厚假象。但在內部,何志軍要求高管以維持原有貸款為主,不再進行投資擴張。他的恐懼可以看得非常明白:要求將大量現金存放在辦公室保險柜以及距離公司不遠的鳳起都市花園,并且要求與人現金交易。2006年,一家銀行最先對何志軍夫婦提起訴訟,訴其9200萬元與1000萬元融資未歸還,但其時多數銀行已然被其帶入泥沼。

  事實上,早于2005年底,知道自身還貸無力的何志軍已在為出境做準備,在之俊公司大量提取現金,或為己用,或轉入妻子賬戶進行提現。同時,他在上海聯系到新加坡人陳偉今,以十多萬美金高價購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假護照,以及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等假出入境證件。

  2006年7月5日,何志軍潛逃境外,直至被抓獲。

  關于企業家犯罪報告不得不說的話

  如果前車之鑒,還不能成為后事之師的話,那么中國企業家入獄仍將是“前仆后繼”。這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社會的悲劇

  文 本刊記者 馬麗

  在克服重病后,王榮利于2012年年初如期發布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這是他與《法人》雜志合作連續發布的第三個企業家年度犯罪報告,此外,他還于2009年發布了一份總結過往近20年的企業家綜合犯罪報告。

  王榮利期待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能對企業家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這是他嘔心瀝血撰寫報告的最主要目的。如果前車之鑒,還不能成為后事之師的話,那么中國企業家入獄仍將是“前仆后繼”,并將影響一大批家庭的生活。這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社會的悲劇。

  在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發布之際,王榮利接受本刊專訪,解讀報告的形成、精華以及報告背后的故事。

  1 素材來源和統計方法

  在“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中,王榮利明確說明其素材全部來自媒體報道。這與他以往的三份企業家犯罪報告的資料收集方法相同。收集案例的時間從元月1日起到12月31日止,案例來源都是國家級媒體的官方網站和一些合法的門戶網站,保證案例的真實性、可靠性、準確性。這一點在每一年度的企業家犯罪報告中都有說明。

  “企業家犯罪報告,確切的說應當叫企業家犯罪案例報告。因為這其中的許多案例并不是該年度發生的,只不過在該年度或者開庭、或者判決、或者進行二審等。”王榮利向《法人》記者解釋。他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統計一個年度發生的案例非常困難,作為民間人士根本不可能做到。于是便以媒體報道時間為界限,即對該年度記者們報道的案例進行統計,這樣就界限清楚了,如2011年12月31日報道的案例算作去年的,2012年1月1日報道的案例就算作2012年度的。

  “這樣可能有重復的案例,只要訴訟還在進行著,就可能跨年度計算,即連續兩三年都計算在內也有可能。雖然這樣有些瑕疵,但它反映了該年度人民群眾獲得的企業家案例信息的情況,也有一定的意義。”王榮利說。

  王榮利告訴《法人》記者,在撰寫報告的問題上,他結合媒體的要求,遵循客觀、真實的原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真實統計出的數字客觀地公布出來,沒有談自己的觀點、感想等,讓大家從這些數字中去體會、去思考。當然,媒體發表時也有字數限制,不可能讓自己發表更多的屬于個人主觀的東西。

  2 國企和民企為何分開研究?

  在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中,不論是2011年十大落馬企業家(尚未審結)還是2011年十大犯罪企業家(已經審結),都有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兩個榜單,其實每一年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王榮利都將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分開研究。

  為什么要這么做?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之間有何不可逾越的界限?

  王榮利解釋,這是由我國的所有制不同、國企和民企管理人員身份不同所決定的。在國企工作的,都是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對這部分人有特殊的規定待遇、制度等等,他們的職責是明確的,工資是固定的;而民營企業家則不同,來源五花八門,素質參差不齊,待遇更是隨機而行,量力而行等等。國企管理人員犯罪也都集中在貪腐等幾類上,而民企與貪腐罪名基本無關,最多是行賄而已。他們的罪名多集中在各種詐騙、“涉黑”犯罪、行賄、非法集資等上。

  “由于國企與民企的這些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乃至犯罪方式等都不同,就必須把他們分開研究,無法統一在一起。我們看到,國企管理人員和官員的身份可以互換,而與民營企業家身份是不可能互換的。這就是界限,而且這個界限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逾越的。”王榮利說。

  在報告中可以看到,2011年被執行死刑的企業家,兩位都是民企企業家。一位是曾任黑龍江省政協常委、哈爾濱市人大代表的黑龍江信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襄;另一位是在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曾經在自己開設美容院、茶樓、賓館等場所組織、強迫他人賣淫形成“黑社會”的“黑老大”王紫綺。而國企企業家不論貪腐金額多么巨大罕有被判死刑的。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律師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沒有具體可以對比的案例說明國企企業家、民企企業家在司法上受到不公平對待,但是觀念上一直是將國企企業家、民企企業家分開對待,而他們本應是公平的市場主體。

  3 讓王榮利也震驚的統計結果

  王榮利向記者表示,盡管一年來他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是當2011年企業家犯罪報告統計結果出來的時候,一些數據還是讓他非常吃驚。

  比如王榮利從2010年開始統計國企管理人員的貪腐金額。這個貪腐金額是他創造的一個概念,與以往的涉案金額不同。它是指國企管理人員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侵占、私分國有資產等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獲得的、拿到自己家里或歸自己所有的財產的總額,不包括挪用公款、失職造成的損失等,因為挪用公款有的歸還了,有的部分歸還了,有的追回部分等等。

  2011年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平均每人是3380萬元,其中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貪污金額也達到2077萬元,而2010年國這個數字是957萬元。在2011年已形成判決的42例案件,每案平均3384.27萬元,去掉馮永明一案,每案平均也達1539.98萬元。

  同樣讓王榮利震驚的還有共同犯罪問題,根據統計結果,199例案件中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占到統計案例的近乎40%,涉及人數1266位。“這非常令我震驚。”王榮利說,“這意味著至少直接涉及上千個家庭。這還不算受害人家庭在內,有的一案受害人就達成百上千個家庭,比如一些非法集資案等。”

  “由此可以看出,企業家犯罪絕不是小事,對于企業家犯罪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將企業家犯罪現象的特點展示出來,一是提醒企業家予以警示,二是供法學家予以研究,最好提出防范對策來。”王榮利表示。

  4 艱難條件下的研究成果

  潛心研究企業家犯罪問題的王榮利忽視了身體發出的警示信號,結果在趕赴浙江為企業家講授《企業家的法律風險從何而來》的時候,一下子躺倒了。后來他才知道是“腦溢血”,學名叫“高血壓三級極高危”,是非常危險的一種病。王榮利告訴記者,原先想著幾個月就好了,沒想到經過近兩年才逐漸康復。

  這個病幾乎徹底使王榮利停止了忙碌的工作狀態,甚至終生需要人照顧生活。好在頭腦還比較清醒,在稍微能動的情況下,他就上網瀏覽各種新聞。當看到許多的企業家案例的時候,就習慣性地收集下來,到年終正好可以匯總一下,自己也想知道統計出的數據究竟怎樣,所以就完成了2011年度的企業家犯罪報告。

  王榮利從2002年開始收集企業家犯罪案例,最初幾年幾乎每個月都能收集到一兩例有關企業家犯罪的報道,那時就令他感到吃驚。沒想到往后逐年增多。2008年開始撰寫近20年來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時,共收集案例220多例;到2009年開始寫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時,每月收集案例大概不到十例,年終整理了一下總共有近百例;2010年全年收集的案例有150多例;而2011年全年達到200多例,幾乎每個月都有十幾例案例。這個時候,王榮利每個月在《法人》雜志上撰寫“企業家犯罪報告”專欄,甚至寫不下所有的案例,只能挑重要的大案要案寫。

  “總的說來,這十多年來,企業家犯罪現象穩步上升。”王榮利如此總結。十年前開始收集案例,但相關研究工作卻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上個世紀90年代初。20年的研究工作讓他逐漸看到了企業家犯罪的共性,比如企業家普遍法律素質低下,一些錯誤的法律觀念謬誤流傳;又如許多民營企業家過于迷信權力,迷信“關系”、“后臺”等等。

  他還看到了不同時期中國企業家犯罪的變遷。例如“涉黑”案件,近十年來從少到多有個變化過程,到2010年達到最高峰;又如國企管理人員犯罪,雖然罪名沒多大的變化,但金額逐年增加等等,近年這種變遷更明顯;再如利用證券市場的犯罪增加明顯,民企企業家“涉黑”案下降,而各種詐騙案件極大增加等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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